袖子，跪在我的面前，懇切地對我說道：

我沒有英吉拉（3）

“您是著名的演員，對嗎？我可不可以跟您去韓國？我總是吃不飽飯，我想上學。”

這個年輕人的眼睛是那麼清澈。我怎麼帶走他呢？想必他也是猶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氣來敲門的吧，可我該怎麼對他說呢？我真的很為難，於是拉著他的手，扶他起來，告訴他說：

“對不起，我不能帶你走。真的很抱歉，但是我不會忘記你的。”

我惟一能做的只是給他點錢，希望能對他的學習有所幫助。現在，他卻遞給我一捆甜苔麩做禮物。我緊緊抱住他，他也很不自然地擁抱著我。我們兩個人都哭了。這個年輕人比我的兒子還小呢！

在回國的飛機上，我向上帝祈禱，祈禱上帝不要再以同樣的理由讓我再到非洲來。

當時，我怎麼也沒想到自己會在非洲花上10年的歲月，探望那些孩子。我當時真的不知道上帝會帶我到什麼地方。

同行的人們都認為年輕人給我的甜苔麩會成為負擔，叫我不要帶了，可我還是帶上了飛機。回到家裡，我把甜苔麩放進冰箱，偶爾拿出來放在嘴裡嚐嚐它的甜味。每當這時，我就會想起衣索比亞，想起那個年輕人，想起抱著生病的嬰兒流下水晶般淚水的年輕媽媽。

每次我在拍《田園日記》這部電視劇時，只要裡面出現吃飯的場面，我都會想起那些餓得沒有力氣哭喊的孩子。每當這時候，我都會責問自己，我真的可以平靜地坐在這裡嗎？探望他們回來後，難道做個節目就完了嗎？這樣的問題總是痛苦地折磨著我。

11年前，我動身去了那片未知的大陸，怎麼也沒想到這次旅行會影響我的餘生。稀裡糊塗開始的非洲之旅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活著是很美好而又很艱辛的事情，每個屬於我的瞬間，都不應該讓它毫無意義地流逝。這是我以自己的身體和心靈體會到的深切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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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這只是電視劇（1）

我去衣索比亞那年，尤其是從當地拍攝的紀錄片播出以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甚至舉行了聯合記者招待會。連續10天，世界展望會辦公室的電話晝夜響個不停。全國各地的人們都打來電話，希望購買愛心麵包儲蓄罐，可見援助非洲難民的運動正在逐漸擴大規模。

我做過無數次訪談類節目的嘉賓，每當看到我在骨瘦如柴的孩子面前哭泣的鏡頭，主持人和其他嘉賓也都情不自禁地跟著流淚。

這個節目收到的效果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人們紛紛稱讚我是富有愛心、做了好事的大善人。某家報紙還在頭版頭條刊發了題為《超級巨星金惠子變身慈善家》的報道。我很不安，也很慚愧，感覺自己戴上了假面具。也許是因為這種感覺，當世界展望會再次邀請我跟他們去索馬利亞的時候，我猶豫了很長時間。

但是，AFKN（專為駐韓美軍播放的電影片道—譯註）新聞頻道連續報道索馬利亞的慘狀：路上躺著一排排的屍體，旁邊站著腿瘦得就像鳥腿、眼睛深深凹陷的孩子。上次去衣索比亞的時候，我對那裡什麼都不知道，但是這次不同了。我清楚地記得那是什麼樣的地方，記得我在那裡曾經多麼厭惡自己，多麼怨恨神靈。我很矛盾。

有一天，一個在九老工業區工作的女孩子給我打來了電話。她已經積攢了萬韓元（相當於人民幣648元—譯註），本想用來幫助那些少男少女家長（未成年便承擔起家庭重擔的年輕人—譯註），但是看完我們的節目之後，她決定支援“愛心麵包”基金。啊，這位少女也希望我去索馬利亞。我說，幫助少男少女家長的心願就由我來替你完成吧。在九老工業區工作，能夠賺多少錢呢？我不能再猶豫了。

前往索馬利亞的路途非常遙遠。從首爾到巴黎需要13個小時，從巴黎到肯亞首都內羅畢要8個小時，從內羅畢到索馬利亞的第二大城市拜多阿還要3個小時。這裡有個世界慈善團體設定的免費救助站，這樣的救助站全世界共有6個。

從衣索比亞回來以後，我們募集到的捐款數額超乎想像，救助物資超過了500噸。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及時將這些錢物送到難民手中。根據日程安排，我們還要在內羅畢稍做停留，以瞭解當地的狀況。由於在巴黎錯過了登機時間，不得不多待了一天。我來到市中心，到因電影《新橋戀人》而聞名於世的新橋站了會兒，看了看街頭畫家的作品。如果我是來巴黎旅行，也許會畫張肖像畫，或者去享受購物的樂趣，然而這次我卻沒有絲毫興致。這也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