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多次請求解除宰相職務，並終於在復出後的第二年，如願以償地再度罷相，重又回到家鄉江寧，過起了舒心適意的隱居生活。從這次短暫的復出過程可以看出，重新還朝施政並非王安石所期盼的，所熱衷的，相反地他還把復出視為畏途而屢拒屢辭。顯而易見，在這樣的際遇心境下寫作《泊船瓜洲》，也就難免不在字裡行間注滿憂鬱、傷感、消沉的感情了，也就難免不對即將遠離的家鄉懷有深深的眷戀之意了，他又怎麼可能會以“春風又綠江南岸”喻皇恩浩蕩，抒發什麼如願以償的為復出而欣喜的感情呢？

再從詩作本身看。詩的結句“明月何時照我還”是全詩的主旨所在，它以直抒胸臆的形式為全詩定下了憂鬱、傷感的感情基調，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詩人對復出還政並無如願以償的喜悅，更無急不可待的熱切。相反，詩人還遠沒有到達京城，家鄉還未從視線中消失，內心裡就已真誠地發出了回家鄉的念頭，這思鄉之情還不深切真摯嗎？今日明月送我而走，他日明月“何時”送我而還？仕途險惡，吉凶難測，那“何時”二字是詩人發自肺腑的一聲沉重嘆息，蘊含了詩人對險惡仕途的擔憂，對施行新法前途的顧慮。詩意憂思深切，格調也十分蒼涼，是如聞其聲的一聲喟然長嘆，是詩人抑鬱消沉心態的真實自然的流露。

從結句定下的鄉愁沉重憂切的感情基調反觀，“京口瓜洲一水間”也不可能是在時間上強調船行之快來寫詩人心情的輕鬆愉快了，它與“鐘山只隔數重山”一樣，都是從空間上強調家鄉的山山水水離此時旅次江北瓜洲的詩人距離之近。此時詩人“泊船瓜洲”，回首南望，那熟悉而親切的“京口”僅一水相間，“鐘山”也只隔數重山，真是近在咫尺。但空間距離上的近，卻反襯了詩人心理距離上的遠。因為家鄉雖如此之近，但可望而不可及，看近實遠。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距離還會越來越大，更何況這一去又不知何時才能回來，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到這家鄉的山山水水，甚至他可能還會更為悲觀地想到，將來還能不能再回到自己的家鄉。詩人在這裡運用了以近寫遠、相反相成的藝術手法，委婉含蓄地表現了詩人憂惋深切、無可奈何的傷感心情，展現了詩人心靈深處的巨大的失落感、孤獨感。其實，一水長江，數重大山，相間相隔的空間上的距離也是很大的，詩人反以近寫之，也是為了強調詩人對家鄉的強烈依戀，是戀戀不捨的思鄉愛鄉眷鄉之情的自然流露，又何來輕鬆愉快的喜悅心情呢？

正因為這首詩的主旨是濃濃的鄉愁的抒發，所以詩的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的重心，也不是像一般論者所說的落在了對江南春天美景的描繪上，它的語言重心不是“綠”字而是“又”字。而人們之所以特別欣賞“綠”的形容詞用作動詞對春天美景的生動形象、富有色彩感和感染力的描繪，原因就在洪邁的《容齋續筆》所記載的那一段膾炙人口的煉字故事上。其實王安石在這裡並不是要刻意描繪江南春景之美麗，他把詩句的重心放在“又”字而非“綠”字上，他要表達的是“春風”尚且有情，還知道一年一度“又綠江南岸”，而詩人自己呢，卻不得不在“春風又綠江南岸”的時候，離開江南的家鄉，違心地重登仕途。這一去，前途吉凶莫測，不知何時才“又”能回到江南的家中呢？一個“又”字，融情於景，實在是詩人滿心難以排遣的無限鄉愁的真實寫照。

正是有了前三句寓情於景的層層鋪墊作勢，結句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抒寫鄉愁的淋漓之筆，才水到渠成地直瀉出來，把鄉愁的抒寫發揮到了極致。由此看來，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並不是一首政治抒情詩，而是一首純粹的鄉愁詩。

《徐州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

《高師中文資訊資料》轉摘

平中見奇罵亦精

——《*》第二十八回稱呼語賞析

《*》寫人用的“純是白描追魂攝影之筆”（張竹坡語），語言看似通俗平易，卻能平中見奇，雋永傳神，令人把玩不盡。小說第二十八回寫潘金蓮與陳經濟*時用的一連串八個不同的稱呼語，就十分精彩，顯示了作者非凡的語言功力。

這一回寫的是，陳經濟偶然得到了潘金蓮的一隻紅鞋，而潘金蓮此時正因找不到跟西門慶在葡萄架下奸耍時丟掉的這隻鞋大發雷霆，朝無辜的秋菊身上出氣。陳經濟早就對潘金蓮垂涎三尺了，而潘金蓮對他也是秋波頻送，只是苦於沒有機會點破二人的心事，成全二人的好事。所以陳經濟拿到這隻紅鞋之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幾次戲他，他口兒且是活。及到中間，又走滾了。不想天假其便，此鞋落在我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