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著我蔣某人的地方，只要能對國家和民族再獻點餘熱，我蔣某人一定萬死不辭。”

在1956年當他看到中國平息了西藏**分子發動的叛亂的簡報後，他人心大快，對自己兒子蔣經國說：“殺的好誰要是鬧獨立，就讓誰掉腦袋。”

當他看到中國對印度發動了邊界反擊戰，他猶如一個戰場上的參謀一樣，每天趴在地圖上，按著戰報在上面，畫著一條條紅線，藍線，在上面塗抹著一面面小紅旗。當他看著中國成功的解體了印度，並把山南那4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併入了中國的版圖，他再也坐不住了。在這麼一場偉大的民族振興之中，自己絕不能再做一個旁觀者了。

他拿起了毛筆，力透紙背給最高首長寫了一封“求職信”。

潤之惠鑑：

值此中國取得對印度作戰勝利之際，我同全國人民一道，熱情慶祝中華民族又一次取得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勝利為中華民族開疆擴土，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使中國成了橫跨兩洋的國家。

關於我歷史上所犯的錯誤和罪過，在去年5月間寫的“中正自述”中已詳細的做了交代。我自己認識到了，自從1927年我作為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總代表，堅持**的立場。手上沾滿了中國共產黨人民的鮮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我錯誤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繼續對紅軍進行“圍剿”。造成紅軍的大量傷亡。做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西安事變後，與貴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部署和指揮中國軍隊開赴華北和淞滬前線，抗禦日本侵略軍。組織了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戰役。廣大愛國將士奮勇殺敵，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妄圖速戰速決、迅速滅亡中國的戰略計劃。也曾為中華民族抗擊外來的侵略出過微薄之力，當然也犯過一些戰略戰術方面的錯誤。

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又全面發動內戰，而且“無罪”釋放了末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逃到臺灣後，繼續堅持與人民為敵。又對中華民族犯下了新的罪行。

我犯的錯誤和罪行很多，在“中正自述”中我已經交代並作了反省和檢討，這裡不再一一贅述。我的錯誤和罪惡的根源是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造成的。

潤之，1952年2月，我已被下了兩次病危通知書。在生命垂危之時，是你們**人用最好的醫生，使用最好的藥，對我進行24小時特殊護理，並組織最好的心肺專家對我的病情進行會診。而且承擔了一切費用。中央又為我派來了專門的醫療小組。對我進行了全力的搶救和精心治療。

是你，又批准我回大陸安度晚年，並撥出專款在廬山為我修建宅院。允許犬子蔣經國與我同住。在海外的親屬可以前來探親，來去自由。

你和中國共產黨的寬大政策恩惠到我這個罪無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圖報之情罄竹難書。縱觀古今中外象我這樣經歷的人，幾乎都沒有得到好的下場的。他們不是被滿門抄斬，被驅逐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斷頭臺。如果不是你和中國共產黨對我實施的無產階級偉大的人道主義，我早已成了飄零在大陸之外的孤魂野鬼了，不可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新公民。“

這幾年來，我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每天混、吃等死，讓我感到有愧於這個國家，有愧於中華民族，也有愧於你和**對我的挽救。我今年雖說已經69歲了，但覺得自己身體還好，我總想能有一個機會，再為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做點什麼有益的工作，對國家和民族獻出我最後的一點餘熱，這是我蔣某人最大的心願。我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人民公敵，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但我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以報答你和**的再造之恩。

最後衷心地敬祝潤之你身體健康

最高首長對人的駕馭水平已達到了最高的意境，對於蔣介石這個“老朋友”的一切盡在他的體察之中。知人方可善任幾十年的較量他對蔣介石可以說了如指掌。既然蔣介石正是秉著這種民族精神再度迴歸，我們**人又為何在拘於意識形態和黨派之爭呢。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參與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建設，為偉大中華民族的全面崛起一起去奮鬥，分享中國之鉅變，俯察天下，掌握未來又何樂而不為呢。

當蔣介石得知，中央政府讓他出任中國新成立的——貝加爾省省長，並讓自己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