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宮一旦開啟，裡面的恆溫將不存在，外來氣流與宮中的空氣融合，對屍體及文物有極大的損害。所以夏鼐斷然決定一部分人清理孝靖皇后的棺槨，其餘人員迅速搶救木箱中漸已腐爛變質的殉葬品。

為保證屍體及器物的順利清理，夏鼐索性搬到工地木板房，和發掘人員同吃同住，以便進行具體指導。萬曆皇帝生前曾經不惜一切代價，為自己修建壽宮，　定也會千方百計地尋求儲存遺體的靈丹妙藥，估計棺內屍體有可能尚未腐爛。夏鼐指示用木板釘一個能容納屍體的大木槽，並做好處理屍臘的準備。

陰冷、潮溼、漆黑的地宮大殿，只有一臺小型發電機供電照明。發掘人員藉著昏暗的燈光，圍在孝靖皇后的棺槨周圍，拍照、繪圖、測量、編號……一切工作俱已完備，接著拆除槨板。

由於早已塌陷腐爛，不費多大力氣，香楠製成的槨板很快就被拆除，一口完好的棺木露了出來。

明代史書中，有許多不合歷史事實的記載。有的說孝靖皇后是一個年長的女人，在和萬曆相遇時就已經消失了青春；此後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繼續得到皇帝的寵愛。另一個故事則說萬曆皇帝病重，自度即將不起，有一天一覺醒來，發現恭妃王氏的胳膊正枕在他的腦袋下，臉上淚痕未乾，而貴妃鄭氏卻已無影無蹤，等等。

這些捕風捉影的故事，在當時不僅口耳相傳，而且刊諸棗梨，印成書籍。關於王氏和萬曆相遇時的年齡問題，定陵發掘中得到了澄清。因為孝靖槨板的西面有一墓誌，用鐵箍箍住。她死後安葬時僅為皇貴妃，無諡冊諡寶，僅有墓誌；遷葬時已具冊寶，但原有的墓誌也一起隨棺槨遷來，上面清楚地記載著她的出生年月。據此推算，她和萬曆相遇那年剛剛16歲，萬曆十八歲。志文“以四十年七月十七日卜葬”句中，“四十”、“七”、“十七”五個數字字型與志文並不相同，顯然是臣僚作好志文後便刻石，空出日期，入葬時再補刻的。

以《明史》和墓誌相對證，年月上亦有出入。如墓誌上冊封恭妃在萬曆十年六月，《明史》卻載四月；死在三十九年，《明史》載四十年。墓誌的出土，更正了《明史》的錯誤之處。

開啟孝靖皇后的棺木，發掘人員首先看到的是一床平鋪的織錦經被，呈鵝黃色，織雜花，錦上有硃紅色經文。由於時代久遠，經文字跡辨認不清，僅中部殘存的“南無阿彌……”還可依稀認出。

掀開錦被，不見屍體，卻塞滿了織錦、金、銀、玉等殉葬品。似乎不是盛放屍體的棺木，倒是一個珍寶倉庫，各種美妙絕倫的藝術品和價值連城的寶器，構成了一個色彩紛呈的世界。

帝后陵墓的殉葬，同它的建造一樣，自有它的發展演變過程。從已有的發掘資料看，在原始社會早期階段，生產力較為低下，人們對死者的埋葬並不注意，更不可能有什麼珍貴物品為死者殉葬。考古發掘證明，殉葬應是產生於有意識的埋葬行為以後，人們在埋葬先人或同伴的遺體時，往往會想到他們生前所用過的和喜愛的東西，把它們和他（她）同時埋起來。其出發點大約有兩點：一是作為紀念性的，不一定受宗教迷信觀念的驅使；二是靈魂觀念引起的，認為人死後到另一個世界，仍像世間一樣生活，同樣需要生產工具和日用品，以及愛好的玩物，為了使他們在陰間生活得更好，就用殉葬的方式把這些東西送給他們。

中國的殉葬制度大約是從原始氏族制度形成的時候開始的。如距今一萬八千年前的山頂洞遺址的下洞裡，所埋葬的一個青年婦女、一箇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男子，已經有了生產工具和裝飾品等殉葬物。其中有取火用的隧石，有石器生產工具，和作為裝飾品的穿孔獸牙。

隨著氏族公社制度的發展，生產力有了一定的提高，殉葬物品也相應增多起來。在當時的墓葬中，殉葬品一般都有一套二五件用於炊煮、儲盛、打水和飲食方面的陶器，少量的生產工具和骨簪、骨珠、玉墜、陶環之類的裝飾品，還有一些作為防身武器的工具。這時還沒有棺材之類的葬具。

從這時期殉葬物品所反映的情形來看，這些東西為數仍有限，都是他們個人日常用的物品，與各氏族成員之間所有的物品不相上下，數量與質量基本相同。由於一些生產工具製作不易，而且還需使用，如磨製的刀斧石器等，所以殉葬較少。我們從這個時期的殉葬中，可以看出原始氏族公社的社會情況。

隨著父系氏族公社的發展，生產有了剩餘，一些產品被少數人所佔有，逐漸形成貧富之間的分化。從殉葬品中，也可以看出這一分化的過程和情況。生產工具的大量佔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