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告訴戴笠，程克祥和彭壽同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做事，他們願意用東亞同文書院的某些特殊關係，蒐集日方的情報為淞滬抗戰服務。此時戴笠正是用人的時候，而且也非常需要能及時掌握日方的軍事等情報，所以對章乃器能推薦有用之材當然是十分感謝的。但淞滬抗戰形勢複雜多變，戴笠當然不會僅僅憑一位有聲望的學者的介紹，就把兩位素不相識的青年吸收為自己手下的特工人員。於是，戴笠叫時任“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書記長辦公室書記兼人事科長的文強，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的寓所與程克強和彭壽兩人見面，對他們進行面對面的考察。文強到章乃器那裡後才知道，程克強和彭壽與章乃器先生是師生關係，兩人都是上海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的僱員。由於受恩師章乃器的教誨和影響，淞滬抗戰開始後他倆出於對國家的熱愛，以東亞同文書院為掩護組織一個“文友社”，表面上也為日本人服務其實是為淞滬抗戰而收集日本人的情報。程克強和彭壽還提出，該“文友社”以他倆為經理和社長，另聘五六位男女記者作為活動人員。同時，程克強和彭壽還提到了辦公用房、活動經費和車輛等事情。文強回到戴笠處彙報後，儘管戴笠自己對此事也沒有十分的把握，但他覺得接下去所要做的事都在租界的地盤上，就算這是日方的計謀也難逃他特務處的手心。

為此，戴笠答應了程克強和彭壽的全部要求。

“文友社”成立後，戴笠為了完全控制這反間諜機構的主動權，他和文強商量後派黃埔六期畢業時為杭州警察局指導員的王樹人，去當“文友社”的看門人兼收發，而實際上是此反間諜機構的總負責人。王樹人瘸腳，又時時裝出付可憐的樣子，任人訓斥笑罵，不但程克強、彭壽和日方的情報人員沒有起疑心，就是戴笠派進“文友社”的特工也沒能識破王樹人就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當程克強把三名日本間諜引進“文友社”後，戴笠立即決定派兩名女特工打進去工作。為了不使程克強和彭壽及日方人員的懷疑，戴笠要文強通知程、彭倆人對這兩名女特工進行當場考試，合格則用不合格則不用。這兩名女特工，一個叫安佔江，一個叫吳憶梅，曾任《上海晚報》的記者，不但年青漂亮和能說會寫，而且在中央警校受過嚴格的訓練，騎馬、射箭和打槍樣樣皆精。參加考試前，戴笠和文強事先對她們進行了訓練，要她們做到既不能太露以顯出馬腳，又不能裝的太“笨”以免不能錄用。果然，經過考試就被程克強和彭壽錄用，並且沒給人有任何的懷疑。對程克強介紹的那三名日本間諜，文強根據戴笠“不能讓日方間諜進入‘文友社’”的指示，要程克強對他們也要進行考試和資歷審查，而且要有可靠的保證人並交納保證金，迫使日本特工知難而退。由於“文友社”的司機也是程克強和彭壽找來的日本特工人員，戴笠就指示安佔江和吳憶梅在“文友社”內散佈這個司機的壞話，逼迫他自動辭職而去。隨後，戴笠又派手下人頂替了司機的位置，配合王樹人開展工作。與此同時，戴笠繼續透過章乃器夫婦對程克強和彭壽施加影響，讓他們倆始終站在抗日救國一邊，使“文友社”完全成了由戴笠所控制的反間諜機構。在此基礎上，安佔江和吳憶梅以“文友社”的記者為掩護深入到東亞同文書院和虹口日本海軍俱樂部內，調查和收集各種情報資料，對淞滬抗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安佔江和吳憶梅還按照戴笠的計劃，將東亞同文書院內以教授身份出現的日諜福田信一引誘出來，後被綁架到上海南市警察所關押了起來。

此時，淞滬戰場進入了相持階段。

蔣介石對戰場形勢憂心如焚，假如就此撤出淞滬戰場，那將會動搖國內國際對抗戰的信心。如果仍然就此死拼下去，那麼很有可能他投放在淞滬戰場的七十多萬國軍就會所剩無幾，而且戰場形勢還不會有根本性的好轉。就在蔣介石萬難之時，宋子文提出讓《九國公約》簽字國出面解決中日爭端。所謂《九國公約》，是指一九二二年二月由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國北洋政府在華盛頓會議上籤定的。該公約的主要內容是根據“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各簽字國享有在中國通商貿易和開辦企業的“機會均等”權。宋子文此議一出，以德國駐華大使等人為首紛紛出面做調停工作，使日本方面一時相當被動。於是，日軍統帥部急調在華北做情報工作的南本實隆秘密潛往上海，迅速竊取中國統帥部對日作戰的戰略意圖，並伺機暗殺宋子文。南本實隆是個中國通，因久在平津一帶活動能說一口稍有天津音的中國話，能應付各種險惡的局面。他曾在華北和東北等地多次破獲戴笠所佈置的特工組織，僅被他逮捕和打死的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