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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中的美洲印第安電影

在玻利維亞和秘魯，最近出現了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即出現了一種用古代文明的語言攝製的真正印第安電影的雛形。

在秘魯，接近印加帝國故都庫斯科的地方，印加入豪爾赫·商比在高原上拍攝了幾部非常奇特的彩色紀錄片；另一個印加人豪爾赫·瓦科導演了一部半紀錄性故事片《太陽的子孫》，由當地土著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古昂什語演出。從1960年起，一些定住在庫斯科的印第安知識青年辦起了一項復興與發展哥倫布前古代文化的運動。在這個團體的協助下，1961—1965年間攝製了五六部印加語的長片。

在玻利維亞，印第安人豪爾赫·魯伊斯被格里爾遜正確地稱為傑出的紀錄片導演之一，他攝製的主要影片有《伍爾弗·塞巴斯蒂安》。

在美國，傳說有一位靠石油發大財的印第安人酋長，為其同胞出資攝製了好幾部西部片，片中那些英勇無畏的“紅面板人”總是戰勝狡猾殘忍的“白臉蛋人”。

但是，1955—1956年間，魯道夫·F．約瑟夫叫納瓦霍族印第安人演出了4部關於健康與衛生問題的16毫米的短片或中型影片，卻是確鑿的事。我們不知道美國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社團是否拍攝過類似的影片。

阿拉伯世界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阿爾及利亞電影業的國有化，突尼西亞長片生產的新近發展和阿聯電影業的新組織，為阿拉伯世界的電影開闢了廣闊的遠景。阿聯電影業的改組使亨利·巴拉卡特得以拍出一部卓越的影片《罪孽》（1965年攝製），它以有力的手法描寫了法魯克王朝下農民和農業工人的景況。這位富有經驗的老導演在法魯克王朝末日時已曾以類似題材拍了一部真正的傑出作品《麻鷸之歌》（1951年攝製）。

此外，阿聯電影的領導也鼓勵埃及青年電影導演去攝製長片，如卡利爾·夏烏基的《山》和胡桑·卡梅爾的《不可能的事》，就是這樣拍出來的。

在阿拉伯世界，到1966年，影片生產只靠開羅的狀況結束了，我們可以設想，到不了1970年，在阿爾及爾、突尼西亞、貝魯特、大馬士革，甚至在科威特，將會湧現一批青年電影導演，在科威特，石油帶來的大量黃金已使這個國家建立了一個小規模的製片業。

正在形成的黑人電影

在1965年的非洲，塞內加爾人桑貝納·烏斯曼的藝術成就還是一個罕有的例外。他曾編導了兩部短片。在《馬車伕夏雷特》（1964年攝製）一片中，這位小說家敘述了一位流浪在達喀爾街頭的貧苦馬車伕的一天生活。在《尼亞耶》（1965年攝製）這部影片裡，他描寫一個濱海村莊的生活，對社會的批判更進了一步。

桑貝納還是第一個攝製一部具有無可爭議價值的長片的黑非洲人，在這部名叫《黑女僕》影片中，他敘述一個塞內加爾姑娘在法國被僱當女僕，最後被迫自殺的故事。這部具有獨創性的成功作品在電影史上是有著劃時代意義，它也許預告在黑非洲不少國家裡即將出現電影藝術的飛躍發展。

桑貝納為他的三部影片配上了沃爾夫語（一種為幾百萬非洲人通行的語言）的譯製版。如果人們知道，除去包括2500萬人通行的班圖語外，有500萬到1000萬黑人說豪薩、伯爾、斯瓦希里、阿姆哈利克、盧昂達等語，那麼，妨礙這些國家用本國一種通行語言來攝製百分之百的非洲長片的，就只有電影放映業的不發達狀態和殖民時代殘留下來的分割局面了。

在美國，據我們所知，強大的“有色人種”運動到1966年之前還未能實現百分之百的由黑人攝製的長片。但由美國白人導演、有黑人參加演出的好些影片，常常勇敢地觸及到種族問題。

作為時代的標誌，我們列舉下面幾部影片：丹尼爾·彼特里根據黑人戲劇家拉侖·漢斯彼萊創作的劇本改編的《陽光下的葡萄》；拉里·比爾斯描述一件混血通婚、從而產生不幸的後代的《一個土豆，兩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