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和遠方的國家結盟，一則是為了避免自己兩面受敵的風險或者第三方國參與形成戰爭的變數，二則，孤立鄰國，可以快速鞏固對鄰國作戰的軍事成果。

這種實用戰略，單純套用到19世紀來，確實是無法直接應用的事情。

現代戰爭中，要對一個國家進行全面的軍事佔領，達到掠奪領土的目的，幾乎是不太可能，而且動則與一國進行全面戰爭，哪怕有實力優勢，成本也是巨大的。

人是會動的，除非有什麼法術，能把一個國家的人都關起來，全部都殺光，這不可能。

一個國家即使亡國了，人也會跑出去一部分，會不懈努力尋求復國，19世紀，非洲可能稍微差一點，歐洲的國家意識已經很強了，美洲和亞洲也逐漸在列強的殖民統治之下，被動的開始開化，國家意識都在逐步喚醒當中。

成為大哥，讓人來依附於自己，才是最佳的選擇。

就像加拿大，即便是到了華皇重生之前，也照樣認英法為大哥。

其次，現代國家的地緣環境不再是單純的地理距離決定的，軍事手段的增強和商貿體系的全球整合，逆向作用到了區域性的地緣局勢上去。

故而，國家之間的關係遠遠不是單純的軍事敵對或者契約式的軍事同盟這些結構了。

但是，這套實用戰略的方法論，還是可以運用到現在的。所謂“近攻”，本質是在與自身地緣衝突最明顯，利益糾葛最頻繁，因為結構便利，可以集中自身優勢外擴，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向心趨勢”影響，從而達到一定程度的主導，爭取最大的戰略利益。

所謂“遠交”，本質是在與自身地緣衝突相對遠或者利益糾葛不緊要，而自身的勢力還不能直接對其作出影響來平衡地緣關係的情況下，採取交好，僵持，或者擱置爭議的方法，把關係保持在一個“中質態”，防止其作為第三方不確定因素對已有的戰略空間有不利影響。

這也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戰略空間論”。

傳統的地緣劃分，大多是以實際控制區域為核心來進行操作，叫“地緣空間論”。

華皇在1879年看明白的問題，直到100年後，才逐漸被各國看明白，華皇的見聞，何止領先現在100年。

現代地緣博弈中，實際控制的概念被泛化了。

如果可以讓一個地區對本國的經濟向心力極大且無法擺脫依賴，這也是一種“控制”。

而這正是華皇需要的控制形態，隨著對戰爭的瞭解，華皇其實對於戰爭越來越保守了，不是萬不得已，不願意動武，軍隊動一動，國民經濟就是大幅度的倒退，賣軍火，才是刺激經濟的。

能讓別人去打架，讓別人為了自己去打架，這才是最牛的。如果可以對某一地區進行“可控範圍內”的單向外交捆綁，這也是控制。

如果能對某個地緣保持“軍事存在”和“快速反應”，也是一類控制。

所以，所謂的“戰略空間”，就是透過“經濟向心”，“軍事存在”，“外交捆綁”，“地緣衍生”，“同盟協議”等等方式，所構成的包括本土在內的所有“實際可操作”空間，其本質是“軟性擴張主義”。

和“軍事擴張主義”的區別在於，不再單單依託“軍事佔領”。

那麼這套“遠交近攻”的方法論其實就擴充套件開來了。

華國與某些國家的交好，包括地緣上近的俄羅斯和東南亞某些國家，本質上是“攻”而不是“交”，只不過這裡的“攻”不是單純的對抗性軍事手段而已。

而這個“近”也不僅僅是地緣，相對而言有經濟互助需求的歐洲大陸的某些國家，也算“近”。

這就是某種意義的“近攻”。

而同樣，華國與某些國家的外交衝突，雖然在地理上很近，但是在戰略空間上是“遠”的因為華國目前的主導能力還不能夠達到對其作出“向心”，而其往往接受著另一國家的“向心”影響。

故而，華國在外交上要麼達成某種意義上的軍事僵持和外交僵局，可能是擱置爭議，把關係保持在一個“中立的態度”，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交”，現在萌總裁對沙俄的態度就是這樣，雖然不便於親自出訪，但是華國和沙俄的關係復甦，一直是曾紀澤在歐洲外交的一個重心。

在北宋末期，隨著契丹的衰落和女真的興起，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的矛盾日漸突出，這為北宋解決威脅國家安全的遊牧民族問題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但是，在這一機遇面前，北宋政權卻做出了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