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都在單位裡隔離審查之中。一個同學雖然出身職員家庭，但有海外關係，情況更復雜。因此，在一些人眼中，這個現行反革命集團，理所當然可就大有搞頭了。

正當有一批別有用心的人，準備擴大戰果，窮追猛打下去時，徐堯站了起來，一口咬定一切攻擊言論只有他一人說的，與別人無關！因為當時他考慮，若5人牽聯在一起，形成集團性案件，不僅問題就會進一步上綱上線，而且追查到四位同學的家長，則問題就更加會弄大，後果就不堪設想。

因此他決定不管問題有多大，全部都拉在自己1個人身上，由他1人全部承擔。因為他考慮，他母親是貧農，父親解放前就做泥瓦工手藝，是地道的工人階級，歷史上曾掩護和救助過新四軍地下工作者，他屬於紅根根，紅苗苗，肯定比他們4個人要安全些。

結果他動員4人寫了揭發他的材料和批判材料，但是4人還是接受了幾次批鬥，記了過。而徐堯被造反派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和學校走資派關在一起。

這批被關押的人中，有的是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的革命先輩抗大學生，有的是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關在一起的學生反革命，有17位，除個別人精神失常外，極大多數學生，均抓住機會抓緊學習。他決定趁此機會複習了俄語英語加學了日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

由於身邊的學者們，有的是國外留學回來的，外語都非常專業，所以不愁沒有老師。他應是67屆本科畢業，由於文化大革命影響，到1968年8月份才畢業分配。再由於他是所謂反革命分子，沒有能與同學同時分配，拖到工宣隊進校後，在1968年年底和68屆畢業生一起分配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時間學外語。

當時他們系的工宣隊隊長劉長順，原是煉油總廠工會主席，一位地下黨出身的工人幹部，剛從牛棚裡解放出來。他研究了徐堯的案卷後，找徐堯談了2個鐘頭話，最後他忠告徐堯，要不是徐堯他出身好，他可能已被送勞改農場勞改去了，甚至在當時那種氛圍下，遭到處決都有可能。

他忠告徐堯，任何事情都可以想，但不是可以想的事情都可以說，可以說的事情都可以和任何人說，包括自己的老婆在內。一個人城府過深，便是老奸巨猾，一個人沒城府，便是不成熟便是浮燥。

這幾句話，成了他一生處事的準則。由於67屆本科大學生，畢業後全部先安排到軍墾農場鍛鍊，他後來被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廣州軍區42軍烽火角軍墾農場，在白塔山英雄團九連當學生兵，1970年2月份就分回了市，進了全國有名的市港務局。

回到市後，他去拜訪了當年工宣隊隊長劉長順。劉長順告訴他，他的事，必須等學校正常後，由學校做結論。但按中央檔案精神，學校造反派的結論，只能做參考。為此，他分到了九隊當起重工，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幸運的是局革委會指定曹玉粱和劉金聲兩人做他的幫促物件，並拜張宏喜為師父。並宣佈暫時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因為是學生，暫時作為人民內部予盾處理，以觀後效。

所以他有資格參加早請示晚彙報。

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后，劉金聲帶全組學習了這條語錄：“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

他接著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我是市港務局修建大隊九隊起重二組副組長劉金生，昨天由我指揮生產，發生了工傷事故，我們一定要吸取教訓，提高警惕，認真總結經驗，杜絕相同型別的事故再次發生，堅決做好抓革命促生產工作！”

接著大家又一齊將這一條語錄朗讀了一遍。劉金生吩咐大家坐下，叫組員顧金官，讀了一遍“為人民服務”。叫徐堯讀了大隊革委會佈置學習的一篇人民日報社論。

接著叫三子把孟慶大婁大倫和李福田3人喊進了工具間。對今天的工作做了安排。他說：“龍門吊還要升66公分高，就到位了。還是由孟慶大負責一頭，我負責一頭，顧金官到我這頭管油泵，孟慶大自己管油泵，一定要多扦查。管油泵的人一定要集中精力，看好秦工長的指揮。婁大倫和李福田，到料庫借輛勞動車，到木工一組運32對木楔，大家抓緊點，今天要爭取升2次。”

王自榮對劉金聲說：“向開生安排我和董強出去外調。”

劉金聲說：“按隊革委會規定，我無權批准公假，要秦工來通知我！”

兩人正爭執著，工段長秦工走過來通知劉金歲聲說：“金生到隊部開會，去領農場分配來的新工人。王自榮公差。”大家忙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