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利的似乎是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前蘇聯國家，因為這些國家採納了西方的*和市場經濟理念。於是，便努力將這些國家納入西方俱樂部，比如讓俄羅斯進入八國集團，讓其他國家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美國的想法不一定是這些國家的想法，因此，美國無法左右其他國家的行為。

“9·11”之後，美國權力實施的有限性令人深感不安。當時，帕斯夸爾任美國駐烏克蘭大使，他意識到美國和歐洲之間開始顯現的裂痕。全球化的黑暗面開始打擊美國，美國也準備反擊。　歐洲旁觀，一方面表現出同情，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憂慮。但是美國和歐洲從未就全球範圍應對跨國恐怖主義問題達成一致意見。

到了2004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指示帕斯夸爾在國務院內組建一個跨機構辦公室，負責衝突後的重建和穩定事務。這時，美國政策宣告的言辭發生了變化。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宣佈，無能國家對美國的威脅大於強勢國家。但是，這類言辭並沒有使美國採取行動，主動對能夠增強國家能力的國際組織加大投入。

帕斯夸爾、斯特德曼和瓊斯在討論建立新的聯合國和平建設委員會會議上會面。當時，聯合國和華盛頓情景出現了高度的相似性。全球性挑戰成為聯合國政策宣告的言辭。但是，這些言辭也沒有變成改革政策或是加強能力建設的政治行動。改革現狀的建議沒有得到採納，原因是這些建議被視為不切實際的奢侈想法。

我們三人離開當時擔任的職務之際，有著一種相同的感受：人們建立的國際制度能夠也必須取得更好的結果。從一開始，我們就試圖換一個視角去思考美國對外政策，這樣一個視角能夠更好地反映全球化的相互依存世界。我們相信，現在出現了一個歷史性機遇，使美國利益能夠與解決全球性問題結合在一起。我們相信，美國政策要想成功，就必須得到全球各國政府的支援。所以我們提出了政策建議，希望這些建議既能得到美國兩黨的支援，也能得到世界各國的支援。　。　想看書來

《權力和責任》　前言（3）

這樣，我們就設定了一個很高的目標。如果在制定美國對外政策的時候不將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和需求考慮在內，事情雖然會容易得多，卻只能是不切實際的空談。（反之也一樣：如果在全球範圍內討論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外政策的時候，不將美國的利益和需求考慮在內，也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侈！）我們得益於兩個卓越的諮詢委員會的指導。一個是美國國內的兩黨諮詢委員會，另一個是國際諮詢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都是富有經驗的領導人，他們認真思考過世界發生著什麼樣的變化、怎樣才能改革國家政策和國際組織這類問題。我們在華盛頓、紐約、英國的迪奇雷公園（Ditchley　Park）、新加坡和柏林召開過諮詢委員會會議。諮詢委員會成員也安排了我們與政府官員、對外政策界知名人士、非政府組織的討論，在歐洲一些城市、新德里、北京、東京、多哈、墨西哥城，在聯合國都組織過這類討論。我們還與非洲在華盛頓和紐約的代表進行了磋商。在美國，我們會見了國會議員和行政官員，也會見了美國總統選舉班子裡的對外政策顧問。在美國和國際上，知名專家閱讀了我們對威脅的具體分析和政策建議，知名對外政策學者則全面審讀了本書的手稿。

我們用了一年半的實踐，同時構建了美國國內和全球範圍的兩個對話平臺，討論當前存在什麼威脅、安全性質發生了什麼變化、需要什麼樣的國際秩序才能使世界更加和平、主權的意義是什麼、美國在世界上需要發揮什麼作用等諸多問題。同時顧及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的對話討論，比僅僅在美國國內進行討論要困難得多。但是，全球範圍內的對話使我們相信，在2009年，美國新總統應當提出一個全球合作的大膽思路，一個能夠得到世界支援的思路，一個基於國家負責任行使主權的思路，一個透過國際合作應對跨越國界、對全球構成嚴重威脅的思路，包括核擴散、內戰和失敗國家、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傳染病以及全球貧窮等問題。

本書是“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專案的第二個產品。第一個產品是《行動綱領》，於2008年11月出臺。《行動綱領》的依據是本書的分析，為奧巴馬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政策建議，希望能夠在2009年和2010年得到採納，目的是加強國際合作、應對跨國威脅。一旦這些政策建議能夠付諸行動，就會開始建立一個我們在本書中設計的那種國際秩序。

在首次召開的20國集團會議前幾天，我們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