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批准了我進入以色列的申請。攝影部副主任林川透過國際長途電話朝我大喊：“鴨子，力爭當第一個用特拉維夫、耶路撒冷電頭髮稿的中國記者。你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的，應該懂我們的立場。我只要你快！給我拍飛毛腿、愛國者，還有被佔領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約旦分社用電話幫我預定了2月1日飛往塞普勒斯的機票。約旦與以色列是敵對國家，沒有任何交往，連電話都不通。約旦河谷阿拉伯人與以軍的流血事件，幾乎每天都發生。由約旦首都安曼開車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兩個多小時，可兩軍對峙，我只好繞道塞普勒斯。

塞普勒斯位於地中海東部，扼亞、非、歐三洲海上交通要衝。為地中海第三大島，主要由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族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族人組成。

中午，約旦分社陳汝為陪我去取機票。一看，戰爭保險金竟比機票本身還貴。機場的售票小姐說：“飛機隨時有被擊落的可能。”交款時，我突然發現當天下午竟有一班飛往塞普勒斯拉納卡的飛機，這意味著可以爭得3天時間。我請求換乘這班飛機。小陳用電話請示了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符衛建後，幫我改了機票，小陳說，別人是看好了落腳點再起跳，你這隻鴨子是跳起來再找立腳點。這趟航班要求3點到機場。

回到分社，首席記者老符開上賓士就往機場趕，此時已差10分3點了。老符把車開到150公里／時，結果被警察截住，罰了20美元。趕到機場才知道，飛機推遲起飛了。

約旦安曼阿麗亞國際機場外，坐滿了難民。一群一週前在魯威謝德難民營認識的蘇丹難民一見我就齊聲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國，記者）！”我忍不住端起萊卡按了兩張。正想變換角度，走過來一個身著深灰制服的警察、一個戴紅色貝蕾帽計程車兵和一個戴黑色貝蕾帽計程車兵。警察朝我客氣地說了句：“Good　afternoon，Sir。（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話，他卻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機。任我百般解釋，毫無效果。面對強權和四周無所事事跟著瞎起鬨的難民，我氣得雙手發抖，我不再解釋，只想儘快結束。我在約旦碰到此類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長記性，恨自己捨不得扳幾張就把膠捲退出來。現在只能為這個膠捲流淚，恍惚記得這卷有和美國、日本記者的合影、偷拍的伊拉克駐約旦使館、約旦航空公司售票處和剛才的難民。

離起飛還有5個小時，我躺在椅子上百無聊賴，旁邊是幾個菲律賓小保姆，一個自稱是敘利亞人現在在美國當僱傭兵的傢伙用誰也聽不懂的英語嘮叨個不停，非纏著我讓我解釋菲律賓人、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區別。我不耐煩地揮揮手：“中國人長得最高，象我這種一米八幾的在中國算是矮的，其它幾國一個比一個矮，羅圈腿。”

我情緒壞到極點，找了輛行李車推著自己的5件行李往裡走。一個約旦人搶著幫我推車，任我怎麼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來，傻呆呆跟在我身後寸步不離，直到我朝他大吼一聲：“沒有美元！”才悻悻離去，果然他不想學雷鋒。

三道安檢過後，我的防毒面具、鋼盔、防彈背心等弄得滿地都是。英國WTN　電視編輯古斯塔斯（Castas　Constoatinon　）走過來幫我收拾行李。作為回報，我給他講了一下巴格達的戰前形勢。

直到晚上9點，本應下午5點起飛的航班才開始滑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我在塞普勒斯拉納卡機場著陸。可直到這時，我還沒有塞普勒斯入境簽證。塞普勒斯是個歐化國家，由於我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護照而無需隨大隊旅客排隊。我先到移民局申請入境簽證。我的鋼盔和防毒面具鎮住了海關，我對移民局講，我是從巴格達過來的，準備繞道這裡去以色列，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辦簽證，請高抬貴手，幫我入境。移民官員連說問題不大，但先得講講伊拉克、約旦那邊的形勢。一刻鐘後，我得以踏上塞普勒斯國土。

十三、另紙簽證

以色列駐塞普勒斯使館坐落在塞普勒斯首都尼科西亞市中心的一條衚衕裡。為防備恐怖分子，衚衕兩頭俱已被鐵絲網路障封死。我們的賓士轎車奉命停到兩條街口以外的停車場。把守路口的兩位肩扛AK—M式衝鋒槍的塞普勒斯警察仔細盤查後，放我和新華社駐塞普勒斯首席陳德昌穿過路障。

踏著積水的石子兒路，呼吸著清新的地中海空氣，心中卻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陳就給以色列使館二秘梅隆先生打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