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中東一直處在激烈的動盪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東地區發生的區域性戰爭和規模較大的武裝衝突將近50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從1948年5月到1982年6月的五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戰爭、蘇伊士運河戰爭、“六·五”戰爭、十月戰爭、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戰爭）以及歷時8年的兩伊戰爭。阿以爭端是中東動盪的重要根源，其中的關鍵是巴勒斯坦問題。另外，塞普勒斯問題、黎巴嫩內戰也一直為人們所關注。

風雲多變、衝突迭起的中東，一直是舉世矚目的動亂地區，也是國際新聞界追蹤的熱點。

二、上下同欲

從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熱火朝天的亞運會，光海拔差就有五六千米，跑野的心一時收不回來。亞運報道組沒給我比賽專案，只讓我主管“團結友誼進步”和突發事件，參加亞運會卻無緣進賽場，急得我懷抱無線電話在原地打轉，看見誰都有氣。

申請去海灣的報告剛交上去，北京市公安局價撥給我的鋼盔和防彈背心就到了。閒瑕之餘，我繼續心猿意馬地跟北大東語系的一幫丫頭學阿拉伯語，夢想一覺醒來已到了中東。北大國際政治系幫我推薦了幾位阿拉伯留學生，友好極了。

攝影部同事找來五星紅旗縫在我的攝影背心上，對外部阿文組在我攝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寫“人民中國新華社”。

社長穆青下令“逐項落實”，一下子把我送進五彩雲端裡。我揪著外事局小石的胳膊一天兩次地跑伊拉克使館。

在伊拉克駐北京使館大門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著鐵門問我為什麼要申請三個月。我說我估計我的採訪用不了三個月。沒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請兩年可以，至少一年。”嚇得我連稱“一年就一年。”這位外交官又緊盯了我半天，才從牙縫裡迸出：“搞情報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麼也不象個搞情報的。

外事局分管中東的老魏千叮嚀萬矚咐，還約了曾駐過巴格達的劉順、陸建鑫給我介紹情況。陸建鑫拍著我肩膀，神態黯然：“鴨子，巴格達可不是按規矩打牌的地方。”彷彿送我下地獄。

因採訪柬埔寨和販毒金三角聞名於世的國際部老記者楊木整整教誨了我三個半小時，如何對付現代戰爭。國際部主任楊起教了我五大絕招。我把他們的話全記在本上。外事局副局長陳伯良闡述外事紀律根本是“維護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建設世界性的新華社”記在了頭一頁。

我找到人事局副局長左毅，硬逼著這位柬埔寨戰火中的老記者告訴我：一旦採訪與紀律衝突，何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漂亮的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為第一。“

我腦海中浮現的全是1982年馬島戰爭伍德沃德向戰時內閣要求“委託指揮法”的形象。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反覆闡述“戰爭是武裝集團間無限制地使用暴力”。麥克阿瑟在西點當校長時發揮成：“戰爭只有勝利。打得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幾年來，攝影部新聞中心在總編室指揮下，打了數不清的漂亮仗，郭超人副社長給我們裝備了無線電話，北京地區的重大突發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們手中。前北京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劉鎮山在六國飯店火場說：“一見唐老鴨，非有大麻煩不可。”我估計和我共同奮鬥的總編室幾位老總，會放開手讓我往前打，“打到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說到此，容我先介紹一下攝影部的快速反應理論。那是1987年，攝影部主任號召“一人一文，”我寫《對現有器材的評論》得了獎，88年我又寫了一篇《建立我們的閃擊部隊》，不料再次得獎。其實“閃擊思想”全部來源於一幫職業軍人，我只不過將其移植到新聞採訪上。

本世紀初，杜黑的“空中制勝論”和馬漢的“海權”理論隨飛機等運載工具的發明而誕生。拿破崙的“巨炮理論”，馬木留支的“騎兵突進”已成歷史。英國劍橋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國聖西爾軍校的戴高樂、美國西點的巴頓和正在哈佛留學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種全新的軍事學說。這集中體現在戴高樂20年代寫的《職業軍人》一書中，即少數素質優秀的軍人，掌握廣博的文化技術知識，擁有豐富實戰經驗、健康心理和裝備，快速反應，可以起到千軍萬馬起不到的作用。

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古德里安將取勝法則歸納為“通訊＋機動性＋火力。”他組建的裝甲軍在吞併奧地利、捷克，佔領波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進攻蘇聯諸戰役中將突破理論完善地運用於進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