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這些紙封進一隻大馬尼拉信封裡，隨後前往巴黎國家銀行，把信封存放進租用的保險櫃裡。然後我告別黎貝勒，穿過城市，直逛到十字架路。我在河濱大道上佇立了很長時間，看著遠方那兩艘航空母艦。我想，我現在並不比所有那些對赫爾曼之死負有責任的人好多少，但是我覺得，我做得符合邏輯，是正確的。我又看到了那個年輕畫家，他正在這裡展出他的畫作。他馬上也認出了我，非常禮貌地打招呼。我走向他，他告訴我，我帶給了他運氣。這期間他已經賣出了四幅畫。

“太好了。”我說。

他發覺我在眺望海，也跟著我眺望。

“這麼一艘航空母艦大得不可思議，對不？”

“對，”我說，“真是大得不可思議。”

51

跟“保安警”相反，“棕櫚海灘”賭場是一座現代化建築，寬寬的、長長的，房間很大。七月四日晚，它的正面被燈光照耀著，一輛又一輛的車向大門口駛來。警方封鎖了“棕櫚海灘”前面的整個廣場。昂熱拉和我坐著克勞德·特拉博的勞斯萊斯趕來。賭場裡的服務員攙扶帕斯卡勒和昂熱拉下車。一個人將勞斯萊斯開到了停車場上。克勞德和我穿著白色的晚禮服馬甲。帕斯卡勒穿著一身紫色的晚禮服。昂熱拉則穿著那件橘黃｜色的麥斯林紗的晚禮服，有許多鐘形的褶兒；那是她在胡安派恩斯的“老英格蘭”買的。她戴著我送給她的耳環和結婚戒指，還有一隻大鑽戒和一根鑽石項鍊——這是她工作掙得的首飾。

一塊紅地毯一直鋪到門口。我們踩著它，走進“棕櫚海灘”長長的迴廊。左邊，一動不動地站著法國警察，身穿藍色制服，白綁腿、白手套和白警帽。右側，同樣一動不動地站著一身白的美國水兵。燈光照向我們。閃光燈不停地閃爍，照相機咯嚓咯嚓地響。我們從那些一動不動的男人們中間穿過，穿過室內來到外面的大平臺上。這裡，最前面，挨著主席臺，是酒店老闆領著我們去的那張桌子。平臺一直伸到水面，臺子後面是大海，它在無數燈光下波光粼粼。兩根木支架上安裝了電視攝像機。三名工作人員扛著小型攝像機在桌子之間穿來穿去。還有攝像師，肯定有二十幾個。

今天晚上在這裡聚會的是人們稱為藍色海岸邊的社交界的頭面人物。想到我坐在這個位置多麼不合適，而對於昂熱拉和我，我們坐在這裡又是多麼必要，在這裡，在許多非常富有的人們當中，在非常著名的人們和非常有權勢、非常美麗的人們當中，想到這裡我就頭暈。昂熱拉和特拉博夫婦把他們看到的一一告訴我：戛納和尼斯的市長，法國南部地區的政治家、許多部門的負責人、貴族、畫家、音樂家、科學家、企業家和銀行家——當然有泰奈多斯夫婦、法比安夫婦、薩岡塔納夫婦、澤貝格和託威爾。先後到達的還有很多法國和美國的高階軍官。婦女們穿著晚禮服，男人們穿著燕尾服，軍官們身穿制服，胸佩勳章。我在這裡看到的首飾，加在一起肯定價值有一億。

當我們被帶到我們的桌上時，在尋常的嘈雜聲中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間歇。我看到，很多人驚訝地朝我們望過來，就好像他們全都暫時屏住了呼吸似的。一位攝影師後退著，拍攝我們。我知道，這聽起來愚蠢和先入為主，但並不是先入為主，而是事實：今晚彙集在這裡的所有美輪美美的女人們中，昂熱拉是最美的。她的紅髮金光閃閃，她的臉容光煥發，棕色面板上的黃衣服合身極了。燈柱上射，照亮了兩面旗幟。它們掛在一起，美國的和法國的。一艘航空母艦的樂隊在演奏《馬賽曲》。所有的人站起來。緊接著法國國歌之後是美國國歌。我們也站著聽完，穿便裝和軍裝的美國人將右手放在心口上。後來一支樂隊出現在臺上。它先是演奏歌劇樂曲，然後是常演不衰的爵士樂。電視的光線從我們頭上掃過，總是有一位拍攝人員在拍我們這一桌。

“這樣就行了，對不？”帕斯卡勒問。

“是的，”我說，“謝謝，帕斯卡勒。”

空氣很暖，沒有一絲風，大旗子軟軟地垂著。上菜時，鄰桌的一位夫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戴著齊肘的手套，也不脫去，手指伸在手套裡，吃著黃油小白麵包，等下一道菜。那手套本是白色的。現在它們退色變灰了。這個人看上去讓人沒胃口。帕斯卡勒覺察了我的目光。

“那一桌坐的全是我們這裡的高雅貴族中最高雅的。”她說，“你關注的那位戴手套的夫人是女伯爵……”她報出一個名字。

“她總是這樣吃飯嗎？”

“對，”帕斯卡勒說，“這在伯爵中似乎很普遍。至少在她的伯爵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