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衛民正在與負責接管戰俘的憲兵交涉，希望能夠增派一批運輸力量，將戰俘送走。當時，39軍手裡的戰俘超過了2萬名。因為戰俘太多，39軍要守衛維沙卡帕特南，還得為進攻做準備，根本照顧不過來，所以傅衛民不得不區別對待，放走了籍貫在維沙卡帕特南的戰俘。雖然傅衛民想到了一個比較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由戰俘的親屬前來認領，並且在領走戰俘的時候簽下保證書，承諾不再參軍服役，但是傅衛民沒有及時上報此事，受到了項鋌輝的嚴厲批評。實地瞭解情況後，裴承毅親自給項鋌輝打了電話，然後要求傅衛民派遣巡邏隊到附近的村莊收繳武器，避免釋放戰俘帶來麻煩。也就是說，裴承毅也贊成釋放戰俘。有裴承毅出面，傅衛民的日子好過了許多，他也對裴承毅非常感激。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印軍的情況，即絕大部分印軍官兵不想為海得巴拉政權賣命。

因為劉曉賓去新德里的時候留下了幾個特工負責協調前線指揮部與印度臨時政府之間的溝通工作，所以裴承毅沒有放過審訊戰俘的機會。為了獲得最準確的情報，裴承毅在39軍多呆了兩天，讓袁晨皓送了幾名特工與印度臨時政府的官員過來，一起審訊戰俘。審訊的結果讓裴承毅堅定了提前發起進攻的想法，原因很簡單，海得巴拉政權不但讓印軍官兵極度失望，甚至無法保證軍隊的正常供給，很多主動投降的印軍官兵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飽飽的吃上一頓。

表面上，這是再好不過的訊息。

可是裴承毅看到的卻是潛在的危險。毫無疑問，印軍官兵主動投降的根本原因不是不想打仗，而是沒法打仗。換句話說，如果海得巴拉政權解決了糧食問題，不但不會有這麼多的印軍官兵投降，還會有許多印軍官兵拼死作戰。

問題就在這裡，海得巴拉政權有能力解決糧食問題嗎？

從長遠來看，肯定解決不了，但是從短期來看，卻有這樣的可能。

11月，將是印度的第三個收穫月，特別是南部地區，因為靠近熱帶，氣溫與降水量都非常適合種植高產水稻。雖然按照正常情況，印度水稻的成熟期是4個月，但是在靠近赤道的南部地區，水稻的成熟期只有3個半月。按照印度的農業種植規律，南部地區的水稻收穫時間分別是每年的3月上旬、7月中旬與11月上旬。如果把進攻時間訂在10月31日，肯定無法在11月上旬控制南部地區的主要產糧區，讓海得巴拉政權獲得徵糧的機會，而海得巴拉政權肯定會把徵收的糧食優先提供給軍隊。在此情況下，早一天發起進攻，就能減輕一分壓力。

正是如此，裴承毅決定把進攻時間提前到10月29日凌晨2點30分。

袁晨皓卻認為這麼做不太妥當。

為此，袁晨皓提出了三點反對意見。一是各部隊沒有做好進攻準備，提前大約40個小時發起進攻，只能使各部隊倉促參戰，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麻煩。二是首批發起進攻的作戰部隊沒能進入進攻陣地，如果發起進攻，必然導致進攻距離延長，在後期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三是前線指揮部承諾在10月30日才發起進攻，雖然只提前了一天，但是存在出爾反爾的嫌疑，會對軍心造成影響。

對於這三個問題，裴承毅覺得根本不是問題。

部隊有沒有做好進攻準備，根本不需要考慮，因為按照共和國陸軍的作戰守則，只要在戰場上活動，哪怕沒有執行作戰任務，呆在軍營裡面，作戰部隊也要保持戰鬥狀態；再說了，在毫無裝備的情況下，戰略反應軍能在12小時之內進入戰鬥狀態、重灌甲軍也能在24小時內進入戰鬥狀態，離進攻還有1天多，各部隊肯定能夠做好戰鬥準備。因為離進攻還有足夠的時間，所以第一批發起進攻的作戰部隊肯定能夠準時進入進攻陣地，甚至能夠獲得數個小時的調整時間。至於對軍心造成的影響，因為官兵求戰心切，都想參戰立功，免得在大裁軍中提前退役，所以更加不用擔心什麼。

說不過裴承毅，袁晨皓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實際上，這也反應出了袁晨皓欠缺經驗的問題。作為初上戰場的軍官，袁晨皓的很多表現都比較極端，要麼過於膽大，要麼過於謹慎，沒有裴承毅那種沉穩。膽大的時候，袁晨皓就會犯下冒進的錯誤，比如在之前建議把主力放在阿拉伯海方向上。謹慎的時候，常會犯下患得患失的錯誤，總是擔心這樣的問題、那樣的問題。當然，這也不能怪他，畢竟袁晨皓是第一次擔任這麼重要的指揮工作。當年的半島戰場上，裴承毅也犯過同樣的錯誤，而當時替他把關的是項鋌輝，現在只是需要他為袁晨皓把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