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四就是張謇式計程車紳商人。中國學者馬敏認為：“在官與商這兩大社會階層之間，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雙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們往往上通官府，下達工商，即所謂‘通工商之郵’，構成官與商之間的緩衝與媒介，擔負起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代言的雙重使命。”主編《劍橋中國史》的哈佛學者費正清在談及“張謇現象”時指出，19世紀末，其實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甲午戰敗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其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張謇經商在當時確實引起了軒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兩年後，蘇州另外一位狀元公陸潤庠也宣佈下海創辦紗廠，還有一位咸豐朝的老狀元、已經官居禮部尚書的孫家鼐則命他的兩個兒子孫多森、孫多鑫在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麵粉廠—阜豐麵粉廠。這些狀元公的行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驚世駭俗，對於視“工商”為“末業”的中國社會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這一士商階層的陡然出現，因其思想、資本與政治資源的多重組合，很快將成為影響中國變革程序的一大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後的社會動盪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對日戰爭的慘敗，讓洋務派顏面掃地，李鴻章落到“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他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閒散，住進了京郊虎頭峰下的賢良寺。有很多史家認為，甲午戰爭後，一路曲折的洋務運動便已宣告終結。不過，從事實來看，1895年之後，洋務事業反倒進入了一個高潮期，之前因意識形態爭論而擱淺或遲滯的各項工程都得到了迅猛的推進。

甲午戰爭以後，國人對新事物的接受已非20多年前可比。鐵路、工廠影響風水之說終成笑談。

1896年11月，《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寫道：“保守的中國正在覺醒。”該報記者在江蘇省的鎮江採訪了一家新建的絲廠，那裡安裝了最新型的機器裝置，還新樹了一個高達90英尺的煙囪。“煙囪對中國人的封建迷信是個重大打擊，是對所謂風水觀念的極大挑戰。此前，中國民眾是多麼崇尚迷信和風水呀！毫無疑問，現在他們連句抗議的話都沒有說。”

據學者汪敬虞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中的統計，從1895年到1898年的4年中，全國各省新開設的資本萬兩以上的廠礦共62家，資本總額1　萬兩白銀，遠遠超過甲午戰爭前20餘年的總數，從增長速度來看，平均每年設廠數是甲午戰爭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資數則是甲午戰爭前的倍。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1894狀元辦廠（8）

在民間投資大熱的同時，國營事業也屢有重大突破。在這期間，一直在實業一線操盤的盛宣懷成了最耀眼的人物，他所經手的專案幾乎全部關乎國脈。

1896年5月，盛宣懷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招去接手當時國內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張香帥的官本官辦實在撐不下去了。一開始，他想到的是交給洋商承辦，這當然又是一種典型的官家思維。盛宣懷得悉後，再三去電請纓，力陳“鐵政屬洋商，利大流弊亦遠，屬華商，利小收效亦遠”。最後，香帥被說動了。

盛宣懷接手鐵廠後，當即邀請鄭觀應擔任總辦。

鄭觀應與盛宣懷互相欣賞，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他們是當世最傑出的實業家，在胸懷抱負、思想高度、戰略眼光和經營能力上可謂一時瑜亮。不過，他們在“官督商辦”的理念上卻始終格格不入，鄭觀應信仰民本主義，對官商體制從來深有不滿，10多年前唐廷樞、徐潤在招商局的下場更是寒透了他的心。可是，他對盛宣懷又有知遇之心，也很想借盛宣懷的官府背景和強勢力量振興國家實業。這種矛盾心態糾纏了他的一生。對於接管漢陽鐵廠，他曾十分猶豫，最後決定“義務出山”。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總理漢陽鐵廠，當時宣告系當義務，不領薪水。不過欲為整頓，以救危局，而慰知己耳。”

鄭觀應雖然不領薪水，辦起事來卻是當仁不讓。他一上任後，就宣佈招募民股，充足股本。同時，他將化鐵爐改建在鐵礦產地大冶，大大降低了鐵砂長途運輸的成本。接著在生產改進上，他提出“覓焦炭，選人才”是拯救鐵廠的兩大當務之急。漢陽鐵的問題是價高質差，英美工廠的生鐵每噸生產成本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