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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已把這癌症式的複雜情形大刀闊斧肅清。有了以後歷史之發展，才使我們瞭解其真意義在豁除社會組織上的含糊情形，並非將私人之存積資本全部禁絕。在經濟發展的程式上講，中國迄今在“原始存積資本階段”，大多數人民尚沒有享受到機器時代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依從狂熱分子之主張，將私人財產整個不要，只能使全面貧窮更惡化。這錯誤既已被認識，但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廓清私人財產權仍無從避免，雖說這行動已算是姍姍來遲而且在解釋其立場時中共已大為感到邏輯上之困難。

目前人民共和國的政策，以時下標語概括之，可謂“致富是一種光榮”。這趨勢可以從兩方面說明：一方面是擴張國民經濟的運動，其規模如此龐大，不能不招致私人參加。譬如，即使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全屬國營，它也需要無數零件供應者，服務性質的行店更不可少，如賣汽車的特約經紀與加油站，更有供應快速食品的餐館和車行取款的銀行櫃檯，又有訓練女速記員和汽車旅館經理的學校。說國家經濟計劃都能將各節籌辦得完滿，不免是欺人之談。19世紀中國的自強運動之所以失敗，即是缺乏以上有縱深的準備。

招致私人企業也是承認個人財產權的辦法。此事之重要尚未盡為人看出。這當中的關係有立法的意義。一種事業經過批准，其特權應當在法律面前有效。如政府不時將其撤銷，則授權者應有權要求賠償。在這種特權上存積之財富也不當受政治運動騷擾。如是，私人財產權逐漸鞏固，也是良好政府之基礎。

從王安石失敗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獲得當前的教訓：除非下層有法制上的保護，上端無限制抽稅的權力並非執政者之福。因為全國財政井沒有實際上的結構，各級人員也各就自己的方式敷衍塞責，總之即無從考核。這樣也落入一種離奇的局面裡去，下端的人民感到稅重而喘不過氣來，上端國庫的收入則不足預期數量。這也可由最近的一個情形看出：

東北的鞍山鋼鐵廠有好幾十所廠房分散在一個廣大的地區上。在最近之前，北京的鋼鐵部只拼死要它增加生產的噸數。財政部則以為它是一種財源。省政府與市政府也要求它將鋼材拿出來貢獻本地的建築。如是各方爭論不已。技術上的問題也可能牽扯一段思想上的問題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最後只有提出一段建議，這企業應當視為一種國營事業，讓它自身決策牟利，不過同時向國家和遼寧省兩頭繳所得稅（可是本書出版之日是否照這建議辦理，不得而知）。增強私人財產的權利也無非同樣的將一切合理化，因之各人有了自衛的權力，影響所及，各選區也可就本地的特殊情形強調它們的本色，回頭作特殊的貢獻。假如不如此，則照王安石失敗的情形看來，中國只能仍然當作一個龐大的農村看待，農民也仍只能集體驅使。此中關鍵是政治之改革與經濟之擴充必互相提攜。要使中國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實的數字。世界上沒有所謂“叫化子的民主”（Beggars‘　democracy；由魏復古［Karl　Wittforel提出，文字上帶諷刺之意）。

歷史家從本身的愛憎去褒貶一個現存的政權，與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須具備能力判斷這樣一個政權，尤其在它有一種群眾運動在後支援時，是否在長期的歷史意義裡與它前任的行動相銜接。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們沒有理由作否定的答覆。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敵視，在宏觀歷史的角度看來卻代表著一種連續運動之三個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國能自由行動之處，無非自它前任而得來。縱使功勞不加在領袖人物的個人頭上，至少也要歸功於他們所代表的群眾運動。

再從中國整個歷史看來，這長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銜接。中國專制時代的第三帝國曆時543年，它的特點是內向而無競爭性格。它的體制既如此的與新時代大相徑庭，故改造起來不能避免極端的痛苦。這情形也和17世紀的英國大致相似。

資本主義體制

再回頭提到中國是否已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我們必須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