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當即把一件自己鉤織的淡藍色的安哥拉毛短外套給她披在肩上，這樣在這個關節囊裡的潤滑液就不會突然凝固，從而提高耐磨性。這件短外套就像茶壺上的保溫套。有時候，像衛生紙的捲筒這樣的東西也可以用來自制首飾盒，裝飾用的絨球按顏色不同端正地分別擺在上面。這些絨球還可以用來裝飾汽車後窗，就放在正中央。埃裡卡的裝飾球就是她自己的頭顱，它自豪地高昂著。她穿著高跟鞋在光滑的鑲木地板上筆直地走，今天在地板的一些易磨的地方鋪上了廉價的甬道地毯，她朝老同事走去，想從內行的嘴裡得到祝賀。母親從身後輕柔地向前推她。母親的一隻手放在她的背上，放在埃裡卡的右肩胛骨上，放在安哥拉毛的外套上。

瓦爾特·克雷默爾一直是個煙酒不沾的人，但是仍舊能量過人。他就像吸盤似的，跟在他的女老師後面，在那群喋喋不休的人中間犁地。他寸步不離地粘著她。如果她需要他，伸手可及。如果她需要男性的保護，只要轉個身，就能和他碰了頭。他甚至尋求這種身體碰撞。短暫休息馬上就結束了。他張開鼻孔深呼吸，感受埃裡卡的存在，就像在難得一去的高山草場，用力地深呼吸，這樣能把特別多的氧氣帶回城裡去。他從天藍色外套的袖子上拈下一根落髮併為此心懷感激，我親愛的天鵝。母親隱約感到這種神秘的東西，但不得不承認他的有禮貌和責任感，這與時下兩性關係中一切習以為常的和必要的東西形成鮮明的對比。克雷默爾先生對母親而言是個小夥子，但卻正派可靠。在進入最後一輪比賽之前，還可以閒聊一會兒。克雷默爾想知道，為什麼這樣精心組織的家庭音樂會在慢慢消亡，同時為此感到惋惜。首先死去的是大師，然後是他們的音樂，因為大家都更愛聽流行歌曲、通俗音樂和搖滾樂。像今天這樣的家庭不再有了。過去這樣的家庭為數眾多。憑嗓子吃飯的那幾代人滿足於貝多芬晚期的四重唱，只要嗓子不倒。白天他們養護磨破了的嗓子，晚上就得讓它回報，他們在貝多芬的作品中磨蝕自己。而今天的學究們只會和著布魯克納安東·布魯克納（1824—1896），奧地利作曲家。吼叫的節拍並把他贊為上奧地利州更好的手藝人。輕視布魯克納是年輕人的愚蠢，許多人已經犯過這個錯誤了，克雷默爾先生。要理解他需要很久以後，請相信我。在您對此不理解時，請放棄時髦的判斷，克雷默爾同事。從專業人士口中聽到同事這個詞讓攀談者感到幸運，馬上說起有關舒曼以及後來的舒伯特的“漸弱”一類的流行專業用語。他談論著他們的柔和的中間音，自己的聲音在這當中也變得蟲蛾似的越來越模糊。

接下來是科胡特/克雷默爾二重奏，這是本地樂壇上頗為引人注目的事。這是很活潑的快板。這段二重奏他們練習得很好。在這個音樂演出季節裡他們兩個都沒有演出過。只能允許他倆作為消費者參加，可他們的水平要高得多！然而他們只不過是聽眾，他們對自己的專業知識心存幻想。他們中的一部分——埃裡卡差點參加了演出。但是辦不到。

現在他們倆在中間音、中間世界、中間領域的鬆散的塵土層上溫柔地漫步，因為中間階層熟悉它。不尚虛榮的舒伯特的“漸弱”開了頭，或者如阿多諾阿多諾（1903—1969），德國哲學家、社會學家、音樂理論家。所述，這個“漸弱”在舒曼的C大調幻想曲中。它流向遠方，進入虛無，但是並沒有掩蓋有意識“漸弱”的莊嚴結局！逐漸消失，而無所覺察，並非有意！兩人沉默了一會兒，以便享受自己在不恰當的地方大聲說出的話。兩個人都在想，自己比另一個更懂得，一個是因為他的年輕，另一個是因為她的成熟。他們輪番地、一個比一個厲害地表達對那些無知的人、毫無理解力的人的憤怒，比如由他們召集來的這許多人。教授，您看他們呀！克雷默爾先生，您好好看看他們吧！輕蔑的紐帶把師傅和徒弟聯結在一起。如果這些健康的人群將傳統稱之為健康，並且在這傳統的泥塘裡愜意地打滾的話，舒伯特、舒曼的生命之光與他們的觀點形成強烈的反差。見鬼去吧，健康。健康是使人容光煥發的東西。交響音樂會節目單的畫工以令人厭惡的新潮手法畫了些類似健康的東西，由此想像出有價值的音樂的主要標準，健康總是站在勝利者一邊，弱者被淘汰。這個觀點在那些洗桑拿的人、站在牆根撒尿的人那裡會被喝倒彩。貝多芬被他們看作是健康的大師，可惜他是個聾子。包括最健康的勃拉姆斯。克雷默爾敢於提出異議（並且切中要害），認為布魯克納也一直是個非常健康的人。他為此受到嚴厲指責。埃裡卡謹慎地表示，由於她與維也納和省裡的音樂會活動的個人摩擦而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