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天，喬治·索羅斯回到了學校。戰爭結束了，猶太人和非猶大人不再分成兩個班級。喬治15歲了，他喜歡別的經歷了納粹創傷的同學，他們早熟了。那個創傷在許多同學身上還很明顯。坡·特泰尼回憶說：“班裡的紀律令人恐怖。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有小手槍，帶著它上課，有支槍是好事，它使我們顯得成熟。但這非常幼稚。”

洛拔島的居民，包括喬治和他的家庭，於1945年春天來到了洛拔島——戰後的初次回訪。他們互講戰時故事，重述他們如何努力生存，談論近期的計劃，而這些計劃與他們所設想的戰後匈牙利可能發生的事緊緊相連。

他們無不思索一個苦惱的問題：

一個人應離開祖國嗎？

躲過了納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惡夢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瞭。

索羅斯一家的朋友充滿希望，急於相信一切都會變好，另一些人則懷疑，冷嘲熱諷。他們只要還能拿到護用，就隨時準備捲起鋪蓋離開。

喬治·索羅斯屬於後一類人。他感到，是離開匈牙利向西遠征的時候了。

1947年秋天，還在索羅斯17歲時，他便隻身離開了祖國。他的哥哥保羅因急於完成他的工程課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喬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爾尼，爾後馬上去了倫敦，一個聽起來對青少年頗富吸引力的地方。多虧他的父親，喬治才有足夠的錢旅行。但在那裡當他的父親給他的供應不濟時，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他只能依靠嬸嬸，她已在佛羅里達安頓下來。儘管英國應該能力索羅斯安頓一個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錢太拈據，夥伴太少，不能享用這個城市提供給他的東西。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難的小插曲之一。他孤獨，實際上已心灰意冷。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發現光明。坐在倫敦的一個咖啡館裡，他半帶幽默地思量：

“我在這裡，已舉步維艱。那不是一種奇妙的感受嗎？只有一條路可走了。”

當然，如履薄冰並不是什麼奇妙的感受。一個18歲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著他的好運降臨。他在倫敦玫箋區的一個名叫誇哥林諾的飯店裡當侍者。那是一個貴族和電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時，當他的現錢用光後，就只能吃一些臭魚爛蝦了。數年後，他回想起當時他甚至羨慕一隻貓，因為它有沙丁魚吃，而他沒有。

臨時工作完了還是臨時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為“互助專案”的一部分，轉到了一家農場打工。他當時組織了一次罷工，使農場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計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業的縮影）。由於索羅斯的努力，他和其他僱傭工人得到了較多的收入。在塞夫奧爾克，他收摘蘋果。他也幹過家庭漆匠，以後還常向朋友們吹噓說，自己是一個不錯的畫家。

零工、貧窮、孤獨，事實上無樂趣可言，後來的許多年裡，喬治部不能抹去這些可怕的記憶。“我把這些·恐懼端出來一一：並不怎麼好。害怕再次觸及、掉人那樣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第五章　莘莘學子

他及時地從抽象轉向了實踐；他提出了人們怎樣和為什麼要以某種方式思維的認識理論；並且，從這些理論中他編造出關於全融市場運作的新理論。

第一節　書山尋路

1949年，喬治·索羅斯作為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名學生註冊上學了。倫敦經濟學院，正如人們所熟知的，是英國最大的教育機構之一，不管你想從事什麼社會職業，還是隻想做一名學者，這裡都是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學院吸引了大批國外學生；一般認為學院是傾向社會主義的，因為社會主義理論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這裡任教。對於象喬治·索羅斯這樣的學生，既想接受經濟方面的實際訓練，同時，又熱切地想學習當前的國際政治趨向，因此，這裡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參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講座，也選修了1997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米德的課程。“不過”，後來索羅斯表白說，“我沒有從米德的課程中學到很多東西。”學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樂園，其中一個是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奇·伍恩·海克，一個是富有聲望的哲學家卡爾·波普。這兩個人使喬治·索羅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極大的熱情尋求開啟那些閉關自守的社會。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農奴制之路》一書中，抨擊了法西斯主義，因為它是破壞自由繁榮的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