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子，就被幾個人吵醒了。他的幾個兄弟楊虎、傅墨正、蔣志清都是一臉的氣急敗壞：“英士啊，出大事情啦！不知道哪裡的人馬先起事了！”

陳其美也是一臉的惱怒，再加三分的無奈。今天這半夜，他先是趕到南市的警察總局門口，帶著一幫小弟兄想衝進去，結果人家真的開槍了。還被市民以為是滿清餘孽，在那裡扔磚頭。後來又想起閘北巡警總局有自己的力量，拉起來會合的百十個湖州幫的小兄弟，還有些陸續趕來的同盟會同志，又一溜煙的跑去閘北。沒想到閘北巡警總局也被人家佔領了。自己苦心拉過來的陳漢欽的警備隊二百來人全部被收編了。連旁邊的造幣廠和銅圓局也全部被佔領。看著門口守衛士兵的槍口，想起上兩次的教訓，陳其美只好跑到時報館的息樓俱樂部去，那是他們一些上海頭面人物議事的地方，想找人商量個主意。

才走到半路，就聽到有報童在街頭大喊，“中華民族復興黨光復上海，宣佈成立管理委員會。”

陳其美一把搶過一份報紙來看，只見陶成章和虞洽卿、朱葆三、霍元甲等人的合影赫然登在了頭版頭條上。“他孃的，報紙都印出來了，下手這麼快？”陳其美罵道

185我的奉天我接管1

中華民族復興黨奪了上海之後，立刻成立了中華民族復興黨上海軍事管制管理委員會，簡稱軍管會。按照有些人最初的建議，是要將管理委員會定名為“臨時管理委員會”的。但是陶成章將此事電告徐天寶之後，徐天寶立刻回電報否決了這個想法，用徐天寶的說法是：要幹就幹正式的，定個“臨時”的名頭，首先就把自己擺在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位置上，還有什麼威信可言？

於是，中華民族復興黨上海軍事管制管理委員會在復興黨奪取上海的第二天就成立了，軍管會首先宣佈上海進入軍事管制狀態，隨後又宣佈了軍管會接下來的幾項任務：

一、肅清上海境內反革命滿清餘孽的殘餘勢力；

二、接收一切滿清朝廷衙門、製造局的產業和物資；

三、恢復和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消滅偷竊、搶劫、敲詐勒索以及各種趁火打劫的混亂現象；

四、收繳一切隱藏在民間的滿清餘孽的武器及其他違禁物品；

五、鼓勵各大商會建立商團武裝，維持當地治安，但是人員、武器一律要登記造冊，送到軍管會備案；

六、在商人、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中，進行切實的宣傳組織工作，在可靠的基礎上，建立由中華民族復興黨領導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等群眾組織，進一步擴大中華民族復興黨的影響力，為革命政權提供可靠的群眾基礎。

軍管會的主要成員，都是中華民族復興黨的老黨員，如陶成章、李燮和、霍元甲、虞洽卿、朱葆三等。除此之外，在徐天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方針指導下，陶成章和虞洽卿等人商議之後，將預備立憲公會的一批人也拉攏進了軍管會。

預備立憲公會是清末立憲團體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一個，1906年12月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的背後支援人，主要是岑春煊。發起人有鄭孝胥、張謇、湯壽潛、曾鑄等，都是亦紳亦商的著名人物。它宣稱“以發憤為學、合群進化為宗旨”，因朝廷關於預備立憲的諭旨中有“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一語，故定名為預備立憲公會。會章規定，凡年在20以上，與本會宗旨相合，有會員2人介紹，均可入會，但有四種人不合入會資格，即吸鴉片煙、營業卑賤、貪汙犯贓和經商破產未能清償者。作此規定，大概是為了保持公會成員品德的高潔，避免魚龍混雜。公會事務所設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4號。

1911年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廢除軍機處，釋出內閣官制與任命總理、諸大臣。成員名單中過半數為清宗室（皇族）與滿人，被譏嘲為「皇族內閣」。立憲派、輿論對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滿，認為清政府實無誠意推行憲政，乃逐漸同情、傾向革命事業。

當然，預備立憲公會之所以會加入中華民族復興黨的陣營，還與它的背後支持者岑春煊有關。岑春煊是袁世凱主要政敵之一，1906年秋，岑春煊在朝廷派系傾軋（丁末政潮）中失利，便以治病為名，寓居上海，一直到1907年2月。就在這時，他支援了預備立憲公會，並舉家遷居上海。1909年，他在上海投資浙江銀行上海分行。

辛亥革命之後，朝廷再次起用袁世凱，岑春煊心裡一百個不舒服。正巧徐天寶以中華民族復興黨黨主席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