昕湊恰�1910年，每張旱獺皮的售價比1907年猛漲了6倍多。巨大的利潤吸引了眾多中俄商人。他們紛紛招募華工捕殺旱獺。1910年僅從滿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獺皮就由1907年的70萬張增加到250萬張。

旱獺一旦染病就會失明、失聲、行動遲緩，並被健康的同類逐出巢穴。有經驗的獵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獺，他們絕不會捕獵有病的旱獺。但闖關東的新移民，卻沒有這樣的經驗。他們往往還會因為染病旱獺容易捉，而大量捕殺。在東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獵人們渴了喝一口雪水，餓了就以旱獺肉為食。鼠疫病毒就這樣，最先由病旱獺傳染給了這些捕獵者。集得十幾張獺皮後，獵人們便寄宿客棧。這些客棧簡陋之極，往往幾十個人擠在一張大炕上。冬天為了保溫，這裡門窗緊閉，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棧幾乎無人能夠倖免。

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國西伯利亞就已經發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亞人煙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國方面控制嚴密，疫情沒有擴大。出於對自身的保護，此時的沙俄在發現疫情後，並沒有立即通知清政府，也沒有采取任何人道主義的救援措施，而是將約3000勞工關進舊列車的鐵皮車廂，很多人活生生地被凍死在裡面。勞工的住房用具也被俄國人全部焚燬。爾後，俄國人又先後將一萬多難民驅逐出境，並用火車押往長春。這些難民被送往長春後，又遭到了日本佔領者的阻撓，日本人以避免鼠疫傳播為由，不許難民下車。因此，很多人其實沒有死於鼠疫，而是死於寒冷和飢餓。

哈爾濱，死亡人數5693人！

長春，死亡人數5827人！

奉天，死亡人數2579人！

一時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在人們心頭，重重地壓著兩個恐怖的大字：鼠疫！疫情肆虐之處，百業俱廢，民生凋敝，社會經濟生活出現全面恐慌。透過史料記載，焦潤明記述如下：政府強令關閉了疫區所有戲院、妓館等娛樂場所，導致優伶“沿街求乞”，妓女“困坐日久，毫無生路”。在奉天，因鼠疫引發了人們的擠兌風潮。在吉林，因交通斷絕，致使市面乏貨，百姓苦不堪言。在哈爾濱，鼠疫亦影響到大豆等糧食作物的出口。學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課，工礦停工停產也極為普遍。

徐天寶連夜把伍連德從天津的藥廠緊急招到奉天，伍連德坐著徐天寶的賓士專車從天津日夜不停地趕到了新民。一進巡撫衙門，就見巡撫衙門裡人人戴著一個大口罩。

徐天寶也不例外，一見到伍連德，徐天寶便急切地問道：“東三省爆發了鼠疫，應該是從旱獺身上傳出來的，現在已經死了一萬多人，伍大夫有沒有信心撲滅疫情？”

這時候，東三省總督錫良也風塵僕僕地趕到了新民，一進門便大聲叫道：“伍大夫來了沒有，伍大夫來了沒有？”

伍連德向錫良行禮，“我就是伍連德，拜見總督大人。”

錫良看了看伍連德，也不客套，便說道：“時間緊急，伍大夫，本官就不和你客套了，要錢、要人、要拆屋子燒房子，你儘快開口，我給你一道手令，誰敢阻攔你，或者託三阻四，看我怎麼收拾他。”

徐天寶也說道：“伍大夫，振華公司附屬醫院有名叫支文秉的大夫，是霍普金斯醫學院畢業的高才生，另外，還有一些自願參與和朝廷聘請的外國醫生，比如法國醫生曼斯萊博士、英國醫生嘉森、日本醫生守川歆顯等。他們會和你一起去滅災。”

伍連德皺了皺眉頭，說道：“幫手多是好，可到時候誰說了算？”

錫良脫口而出，“當然你說了算。有什麼事情，有徐撫臺扛著，徐撫臺扛不住，還有我錫良呢。”

伍連德向二人拱了拱手，說道：“兩位大人這麼信任我伍連德，那我伍連德只有赴湯蹈火、肝腦塗地了。如鼠疫不滅，我伍連德卻不回來。”

為了發現東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1911年1月，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而當時中國的醫療衛生條件是極其簡陋的。從醫療技術上說，當時中國通曉西醫的人才極為稀少。普通的診治技術、實驗裝置更是無從談起，甚至起碼的驗屍和解剖實驗，都不為法律所允許。從民眾來說，由於科學知識的缺乏，民眾對傳染病的觀念也十分淡薄，更不知如何預防，仍循有舊的生活習慣。因此伍連德等人此次遠赴東北疫區，不僅擔負著抗擊人類第一號烈性傳染病的重任，而且要克服落後的醫療衛生條件，還要用科學的方法與一些固有民俗做頑強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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