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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貴也是禮貌地還禮

袁世凱指著徐天寶，說道：“諸位大人，此子便是炮轟紅毛的徐天寶徐振華了~”

徐世昌笑道：“果然後生可畏~”

唐紹儀說道：“我也常與洋人交涉，一直也都想以夷制夷，你是設法惹得美德等國對荷蘭施加壓力的呢？”

徐天寶正要說話，袁世凱輕咳一聲，徐天寶只能作罷

袁世凱說道：“再過幾天，諸位就要到東北上任了。東北乃我大清龍興之地，可最近幾年一直不太平。諸位到任之後，一定要多加用心。”

段芝貴諂媚地笑道：“卑職駑鈍！”

袁世凱說道：“我在朝鮮時就與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狼子野心，覬覦我大清疆土，這次與俄人交戰，就是為了侵佔東北，所以，這次諸位前去東北赴任，一定要提防日本人。”

朱家寶問道：“那麼我等應該如何行事呢？”

袁世凱說道：“要對付日本人，唯有聯合英美等國，牽制日本。”

其實袁世凱的外交思維中，日本始終是中國的頭號敵人。早在袁世凱駐節朝鮮時，就曾留下以一人抗一國的說法。1882年9月，朝鮮統治集團中的大院君派為和閔妃集團爭奪政治權力，發動了壬午事變。大院君派素來主張“攘夷排日”，所以在事變的過程中發生了殺害日本人、攻擊日本使館的行為，日本大使花房義質被迫出走仁川濟物浦，乘英艦回國，日本即以此為藉口決定派兵到朝鮮問罪，藉機擴大侵略。為阻止日本人“借事居功問罪，得肆要挾之謀”，清政府決定派丁汝昌、馬建忠等人入朝相機處理，同時調派吳長慶率慶軍六營前往彈壓。在馬建忠等人的策劃下，吳長慶帶領當時任慶軍營務處會辦的袁世凱等人用計拘禁了大院君，並送往國內軟禁，從而消除了日本人藉機干涉的口實。

在這次行動中，袁世凱因為嚴於治軍、表現勇敢，得到了吳長慶等人的賞識。吳長慶向清政府保舉袁世凱，說他“治軍嚴肅，排程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袁也因此被擢升為同知，並賞戴花翎。隨後被聘請編練朝鮮新軍，其主要目的就是防範日本，形成了中日兩國在朝鮮軍事改革中的競爭與對立。在吳長慶被調回國後，袁世凱實際上掌握了駐朝清軍的領導權，他大力扶植朝鮮統治階層內部較為親中的事大黨，壓制相對親！日並得到日本人支援的開化黨。

為抵制日本對朝鮮的經濟滲透，袁世凱積極發展中國在朝鮮的經濟力量。他集中力量擴充華商在漢城與仁川的商務，採取了增建華商會館、擴充租界以及盡力招徠華商等措施，因而中國在朝鮮的商務及中朝之間的貿易往來發展迅速。

不過，初次和日本人交手，袁世凱對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的發展狀況並沒有清楚地認識。在他看來，日本不過是個島國，根本無法和中國抗衡，所以言談之間也經常顯示出對其實力的不以為然。他曾說：“日人之兵正弱於陸戰，我今日所部各軍，可盡日人所來知多少盡殺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慮也。貴邦陸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陸，易事耳。”同時，他還與國內張謇、張佩綸等人所主張的“東征論”相互應和，不贊同李鴻章等人的對日讓步政策，認為蕞爾三島決不是中國的對手，主張示之以兵威，甚至討伐日本。很明顯，這些言論雖然表現了一種積極的對日態度，卻並不是建立在對日本正確認識上的判斷，基本上還停留在傳統的“天朝上國”的意識中

甲午戰爭中，中國竟然被日本這樣的蕞爾島國打敗，這給中國的思想界和士大夫階層造成極大的震動，日本也由過去輕視的物件轉變為許多人心目中學習的榜樣，袁世凱對日本的認識也發生了這樣的轉變。同時，由於過去十幾年在朝鮮的直接交手，他的認識又要比一般人更為深刻。甲午戰後，袁世凱上書軍機大臣李鴻藻、翁同和等人，鼓吹變法革新，認為“日本變法，雄稱東亞，緬、越守舊，漸就澌減，近世之效，彰彰甚明”，“然目今中國形勢，舍自強不足以圖存，舍變法不足以自強”。對照戰前他對日本的看法，簡直判若兩人不過，在袁世凱看來，變法的當務之急是模仿西方的營章操典整頓軍隊，編練新軍，“而日本兵之取則歐洲，其兵書纂述宏富，文字相近，易於譯錄”，是模仿學習的最好物件。因此他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主要是向日本學習。袁世凱所編練的北洋新軍的體制和操練方法都主要仿照日本軍制。從1896年起，袁世凱派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的孫傳芳等一批軍官赴日本學習軍事，此後相繼派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