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與佛海》、《在日本的小家庭生活》兩篇文章，實質上是由蘇青代筆的。

這時的蘇青，已成了社會活動家，出席了一些有親日行為的不光彩的會議，還任過“中日文化協會的秘書”。故此，1945年11月出版的司馬文森編的《文化漢奸罪惡史》，列出張愛玲、張資平、譚正璧等16位文化漢奸，蘇青亦在其中。張愛玲沉默。蘇青在《關於我》一文中辯誣：“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伕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不覺得愧怍。”她後來在另一篇文章中袒露了當時的真實心境：“我投稿的目的純粹是為了需要錢！”“而且我所能寫的文章還是關於社會人生家庭婦女這麼一套的，抗戰意識也參加不進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終未曾歌頌過什麼大東亞一般。”“蘇青從來沒有寫下一個字替敵偽唱讚歌。”（謝蔚明）對“文妓”、“性販子”和“漢奸文學”的指控，時下也有不同的聲音：季廣茂在《義旗下的哭泣》中談到蘇青在40年代那段辯白時指出，“（淪陷區的人民）他們被自己的政府遺棄在固有的土地上，他們有權生存……但更多的百姓則生活在灰色地帶之中，他們只能生活在夾縫之中，忍氣吞聲”。江榮在《拂去塵埃讀蘇青》中說：“四十年代前期的上海，時代特殊，環境複雜，在那個環境下活動，若無清明的國家、民族意識，若無堅強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來源，很容易沾上腥氣。”戴錦華認為：“（蘇青）只是在一種男性行為的壓抑之下，在一種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種幾近絕望的自虐自毀性的行為。”柯靈也說：“抗日救亡，理所當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離譜，旁門左道，既為正流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花落人亡有人知——亂世才女蘇青（5）

又據臺灣燭微先生披露：當時的中國政府未正式調查她（蘇青）、檢舉她，將其視為漢奸逮捕歸案，以致後來還有某大報編輯請其改換筆名編副刊（《世界日報》1987年2月）。

無論事實如何，蘇青當年與周佛海、陳公博之流的瓜葛，是其人生冊頁中抹不去的不光彩的一筆。她只能譭譽由人。千秋功過，留待歷史評說。

生死順天

天變道亦變。

新中國成立後，提倡文學創作為工農兵服務，像蘇青這樣以寫青衫紅粉、家長裡短為主題的作家是無法上陣的。當年的老朋友張愛玲、徐都遠去海外，蘇青顯得格外的寂寞、苦悶。更為難堪的是生活無著，一輩子為錢發愁。1949年底，蘇青由九三學社吳藻溪介紹，加入婦女團體“婦女生產促進會”，但一時也沒找到工作養家餬口。正一籌莫展時，朋友告訴她，香港的《上海日報》想請當年走紅的老作家寫稿撐門面。於是蘇青寫了《市婦運會請建廁所》、《夏明盈的自殺》等寄去，可非但沒有收到分文稿費，反受有關部門一頓批評。

時值1951年，市文化局戲劇編導學習班招生，蘇青報名，沒被錄取，後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畢業後，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團長的芳華越劇團工作，為配合“三反”、“五反”運動寫了幾部劇本，但都未獲成功。後來，她改編郭沫若的《屈原》，為此專程進京向楚辭專家文懷沙請益。1954年5月，由蘇青任編劇的《屈原》首演，反映頗好。在參加華東戲曲會演時，佳評如潮。演員獲獎了，音樂獲獎了，偏偏劇本沒獲獎，其根子是蘇青有“歷史問題”。蘇青感到不解、不平，但她只能忍氣吞聲。那段日子，最開心的是由她編劇的《寶玉與黛玉》在京、滬連演300多場，創下劇團演出的最高紀錄。倒黴的是，在改編歷史劇《司馬遷》時，為塑造好司馬遷的形象，她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討教。完全是一封純學術探討的信。詎料，1955年賈植芳被打為胡風分子，被判刑。有關部門在抄賈家時，發現了蘇青的那封信。蘇青也被打成胡風分子，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也有人認為，蘇青被捕是潘漢年、*案所牽。情況太複雜，非局外人能說清楚。但後來經深入調查，蘇青與胡風根本無關聯。1957年6月27日蘇青被“寬大釋放”。　蘇青出獄後，又回到劇團。一時無事可做，看劇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