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務員自己的意見，分成大類，如“機電產品進出口業務一部”、“農產品進出口業務某部”等等，每個大類的負責人叫“總經理”，黃鑫龍自己只好稱“總裁”了，其業務發展和公司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上市公司》二（16）

多年之後，當黃鑫龍當選為深圳市十大傑出青年時，被媒體報道成改革先鋒。當記者為此採訪黃鑫龍時，黃鑫龍侃侃而談。說新天地公司的髮長壯大主要靠政策，一靠國家改革開放的大政策，二靠國家給深圳的中政策，第三才靠他自己給業務員的小政策，而他個人的作用相當小。講得既順口，也實事求是，還把自己“謙虛”地表揚了一番。記者一走，黃鑫龍馬上對身邊的人說：“屁！現在說老子是改革先鋒了，當初差點抓老子坐監！”

黃鑫龍這樣說當然是氣話，但也不是無中生有。當初他那樣做的時候，確實受到質疑。有人說他是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搞資本主義，還有人說他公私不分，甚至有一陣子還被當作經濟領域犯罪審查，黃鑫龍本人也差點被抓進去。好在查來查去，他本人沒有任何貪汙受賄行為，加上後來大趨勢變了，*公開表示不要在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上糾纏，黃鑫龍才涉險過關。

到1988年，深圳正式試行國營企業股份制改造的時候，黃鑫龍的“深圳新天地進出口公司”已經發展成為深圳貿易額最大的進出口公司。

1988年，國家正式推行股份制，以深圳做試點。但是，試驗差點失敗。當時的情況和現在不一樣，現在為了公司上市，請客送禮給顧問費諮詢費在所不惜，可以說是不惜一切代價，但當時的情況相反，當時是政府積極動員企業參與股份制改造，但企業並不積極。當然，當時也有條件限制，必須是國營企業，那時候還沒有相關的法律，只有暫行規定，《深圳經濟特區國營企業股份化試點暫行規定》中就明確規定是“國營企業”，而國營企業的領導當時都是標準的國家幹部，而且還是領導幹部，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在政府各級領導職位當中找到自己相應的“級別”，事實上，他們中的有些人也確實在企業領導或地方黨政領導之間來回的調動，所以，他們基本上都並不熱心去改變現狀，吃飽了撐得去改變現有國營企業的性質。因此，檔案下發之後，整個深圳沒有一家正宗的國營企業按程式要求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申請。如此，這項爭論了幾年最終可以正式開展的重大改革舉措就幾乎進行不下去了。而且一旦在深圳推行不下去，就不能在全國推廣，那麼，今天的中國和中國經濟會是一種什麼樣子呢？當然，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國家肯定有辦法讓試點工作進行下去。為了保證進行下去，政府有關部門專門從香港和北京請來專家，給國營企業的老總們上課，洗腦筋。第一批是請深圳特區發展公司和深圳物資總公司這樣正宗的國營企業老總們去聽，結果，人是去了，課也聽了，但沒效果。第二批只好擴大，擴大到新天地進出口這樣掛著國營招牌但實際上國家並沒有往裡面投資的名義上的國營企業老總去聽課，於是，也就把黃鑫龍也擴大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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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17）

說實話，黃鑫龍一開始並沒有當回事，也根本就沒有聽懂，但是，這些年做企業，黃鑫龍知道自己基礎差，所以比較愛學習，特別注意學習有關改革和企業發展方面的一些新名詞新知識和新政策，因此，那天他就特別注意聽，聽不懂的地方還專門做了記號，準備有機會的時候向別人討教。這樣，聽著聽著，黃鑫龍就聽明白了。明白一旦實行股份制改造，他這個企業就更加獨立了，他自己作為企業老闆的地位也就更加鞏固了。在此之前，他雖然也是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是企業的一把手，但企業的性質是國家的，他必須時時事事看主管部門領導的臉色行事，否則，惹得上面不高興，主管部門只要一個任命，就可以另外派一個一把手來。給領導的親戚安排個工作或拉個贊助已經不算什麼事情了，就是呼叫企業資金甚至是外匯這樣的事情，往往也就是一個電話，連解釋的時間都不給，就把電話撂了，黃鑫龍明*裡一肚子氣，還必須照辦。所以，他這個老闆其實當得並不踏實，沒有安全感，甚至有些窩囊，有時候，黃鑫龍甚至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作為企業的老闆，本能地最求利潤最大化，最求企業規模的發展，而另一方面，發現這種發展對他個人並沒有好處，甚至越發展他越感到自己不安全，因此，他也一直希望能有機會改變現狀。但怎樣改變？能不能改變？他並不知道。現在，透過本次政府組織的學習，他知道，完成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