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晨的擔心，果然在幾個月後得到了驗證。

其實，蘇聯遠東情報局的據點——瓦爾莎西菜館，早已經被複興社的王新衡和沈醉盯上了，只是苦於沒有抓到任何證據，王新衡還沒有動手。

原來，羅倫斯上校到上海接手佐爾格的工作後，正值民黨軍隊集中全力“圍剿”蘇區紅軍，蘇聯遠東情報局在華的情報工作重點，也轉移到蒐集相關情報上來，以協助中國工農紅軍粉碎敵人的圍剿。

羅倫斯經過一番努力，終於開啟了情報工作的新局面。

遠東情報局的情報網路，遍及以上海為中心的各大城市，甚至滲透到蔣介石的武漢行營、北平行營、南京警備司令部等要害部門。

由於情報工作的迅速發展，羅倫斯對加入遠東情報局的人員，在審查和使用安排上就不那麼慎重了，後來加入的情報人員，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最後終於從交通員陸海防身上，給整個遠東情報組織帶來了滅頂之災！

瓦爾莎西菜館是遠東情報局的核心所在，陸海防作為羅倫斯的重要交通員，擔負著同其他情報網路之間的聯絡工作。

這個位置非常重要，但陸海防沒有經過系統的特工培訓，人又有點油頭滑舌。

這個陸海防是湖南嶽陽人，北平師範學校學生，北伐戰爭時期，在武漢參加革命，曾在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政治部任職。

1930年5月份，一個偶然的機會，陸海防在上海遇到原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政治部同事於生。

此時的於生，已經是佐爾格領導下的拉姆扎情報小組的主要成員，於生了解陸海防精通英文，思想又比較傾向於革命，於是便吸收陸海防加入了佐爾格的情報組織。

陸海防的主要工作，便是將每天中國報紙上刊登的有價值的材料，翻譯成英文。

佐爾格調離上海前，根據秘密工作的原則，曾經嚴格要求，陸海防只能與於生單線聯絡，後來佐爾格調走，於生不久也調離上海。

於生臨行前，將自己負責的一部分情報關係轉交給陸海防，讓陸海防直接接受羅倫斯的領導。

在於生移交給陸海防的情報關係中，有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他叫劉思慕。

劉思慕，廣東新會人，嶺南大學畢業，早年參加民黨，曾任廣東省黨部秘書，後經鮑羅廷介紹，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從蘇聯回國後便脫離民黨。

1933年，劉思慕旅歐回國以後，在上海參加了遠東情報局，1934年打入南京民黨內務部，1934年底，更是貼近到蔣介石的身邊，任蔣介石的“武漢行營”上校法規專員。

此時，正值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關鍵時期。

在內務部時，劉思慕便經常把蔣介石的圍剿計劃以及軍事地圖帶回家，逐張拍攝下來，每張拍兩次，沖洗後透過交通員傳遞給遠東情報局的羅倫斯。

劉思慕到蔣介石武漢行營任職後，更是集中精力蒐集蔣介石追剿長征中的紅軍兵力部署情報，透過武漢的交通員把情報傳遞給上海的羅倫斯。

這個交通員便是大名鼎鼎的崔國翰。

崔國翰，湖北江陵沙崗人，1913年入湖北法律專科學校，1920年回鄉，任縣自治籌備處秘書，1927年6月，加入黨組織，7月份與黨組織失去聯絡。

1927年11月，崔國翰受張知本邀請，出任湖北省政府秘書，後因湖北省政府被民黨右派控制，崔國翰便改操律師職業。

1931年，崔國翰到上海，遇到湖北老鄉胡鄂公，胡鄂公當時已經是佐爾格的遠東情報局裡的秘密成員。

胡鄂公是老同盟會會員，中山先生的忠實追隨者，曾參加了武昌首義，參與了革命軍的重要軍政指揮事務，為辛亥革命貢獻了自己的心血與才智。

在胡鄂公的介紹下，崔國翰加入了遠東情報局，成為一名地下交通員，主要是作為於生和劉思慕之間的聯絡員。

1933年，胡鄂公被捕，由於胡鄂公是老同盟會員，社會關係不一般，各方立即展開營救，不久之後，他就被釋放出來並轉道到了北平。

胡鄂公的被捕，雖沒因受刑而出現問題，但還是不可避免地造成遠東情報區域性分情報網的暴露，崔國翰擔心自己受到連累，於是舉家遷回湖北沙市避難。

崔國翰離開以後，他所擔負的交通員工作，便交給了他的大女婿關兆南負責。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羅倫斯來到上海，接替了佐爾格的工作，關兆南正式成為羅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