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跟我說話，可能她認為我真是病了。

“你不想考大學啦？”

我呆呆地看著她，我真的忘了考大學這事。她笑了，露出不整齊的牙齒。她突然想起什麼似地，笑容收斂，“那你肯定不曉得，歷史老師死了。”

“你在說啥子？”我的聲音大得出奇，幾乎吼了起來。

她嚇了一跳，“你做啥子驚驚咋咋的？他自殺了。”

2

我趕快把羅筐往院子裡一擱，就往學校走。

那些天事情發生得太多太快，是我一生度過的最莫名其妙的日子。我的精神象被截了肢，智力也降低了。才沒多久歷史老師就變得很淡薄，我前一陣子對他狂熱的迷戀，好象只是一場淫猥的春夢。此時，歷史老師一勒脖子又冒了出來，切斷了我自憐身世的傷感，我的腦子整個迷糊了。

我往學校去，我不是想問第二個人。不是不相信我的同學，我相信她說的都是真的，的確已經發生了。回想歷史老師說過的話，我應當早就想到會出現這種事，他早就想了結自己。

他拿著繩子，往廚房走去，他不願在正房裡做這事，害怕午睡的女兒醒來嚇壞：吊死的人，舌頭吐出來，歪嘴翻眼，陰莖朝前衝直，屎尿淋漓。他不想在她幼小的純潔的心靈上留下一點兒傷口。他拿著那根讓他致命的繩子，推開廚房的門，從容地將繩子扔上不高的屋樑，他站在一條獨凳上，使勁繫了個活結，拉拉繩子，讓結滑到空中，他才把腦袋伸進繩套裡，腳一蹬，凳子倒地，他整個人就懸在了空中。

這一剎那，他的身體猛地抽緊，腿踢蹬起來，手指扣到脖頸上，想扳開繩子，但那只是自動的生理反應。繩子隨著身體的重量搖晃了幾下，梁木吱呀地叫了一陣，他的雙手垂了下來，就永遠靜止了。

我看見了，你就這樣靜止了，連一個字也不願留下。當然你沒留話給我，我對你來說算得上什麼呢，相比這個總難掙脫厄運的世界，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學生，匆匆與你相遇過，什麼也不算。

是的，就是什麼也不算，你連再見我一次都不願意。不過哪怕你來找過我，我正在一種昏昏沉沉的世界裡，我正在出生之謎被突然揭開的震驚中，就是找到我，我又能幫得上你什麼呢？哪怕我心裡想起你，也覺得無妨再等幾天，等我靜下心。或許我認為要不了太久，我還會和你見面，起碼在學校上課時，我們就能見到。回想那些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一開始我就忽略了眼神與眼神融合的一瞬刻，我是能夠抓住那些真正相互溝通的時機。如果我那麼做了，此刻心裡就會平靜得多，可我沒有能那麼做。

是的，我有責任，如果我多一些想著你，應該是有過一個挽救你的機會，至少是死前安慰你的機會？但我沒顧得上你。

可是見了面，也沒用。我從你身上要的是安慰，要的是一種能醫治我的撫愛；你在我身上要的是刺激，用來減弱痛苦，你不需要愛情，起碼不是要我這麼沉重的一種愛情。是的，正象你說的，你這個人很混帳，你其實一直在誘惑我，引誘我與你發生性關係，你要的是一個女學生的肉體，一點容易到手的放縱。

我們兩個人實際上都很自私，我們根本沒有相愛過，就象我那個家，每個人只想到自己！

推開那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辦公室門，我停住腳步。辦公室其它桌子如往常零亂，堆著一些報紙和學生作業本之類的東西，這個下午四五點鐘該有教師，也該有學生分科幹部來交作業。可我在那裡時，沒有人進來，過道和樓梯不時有吱吱呀呀的腳步聲。

我靠近歷史老師的辦公桌，桌上的東西茶杯、作業本、課本、粉筆紙盒等等全部沒有了，還是那張桌子，那張椅子，還如他生前那麼幹淨，我坐了下來。

他的抽屜沒上鎖，裡面只有些白紙片，沒有筆、課本，只有截得方方正正的紙片，我一頁一頁翻看，沒有他寫的那種詩一般的文字，更沒有給我的信。他真了不起，真能做到一字不留！看來抽屜是被他自己事先整理過。

我想起他說過“報紙和書是通向我們內心世界的橋樑”，要明白他為什麼自殺，或許只消看看報紙。後來我去了一次圖書館，歷史老師自殺前幾天的報紙，上海、江蘇等省市鎮壓了文革打砸搶分子，判處武鬥頭子死刑。早在這一年9月5日，《人民日報》上就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講話，要求及時懲治一批文革中殺人放火強姦犯和打砸搶劫分子。在10月初的全國各種報刊上，連篇累牘反反覆覆的社論及報道，主旨相同：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