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中有一範，西夏聞之驚破膽。

與此同時，恰如范仲淹所分析的那樣，西夏境內由於長期用兵，物資奇缺，物價飛漲，百姓怨聲載道，無力發動大規模戰爭，迫使西夏國主元昊與宋朝議和。慶曆四年（1044），宋夏達成協議：元昊以夏國主的名義向宋稱臣，夏國保持政治上的實質性獨立；宋朝每年給西夏絹13萬匹，銀5萬兩，茶2萬斤；每年還要給夏國節日與生日禮物銀2萬兩，銀器2000兩，絹、帛、衣萬匹，茶1萬斤；兩國恢復貿易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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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朋黨論

西北前線戰事剛剛緩和，范仲淹被重新調入中央。這一年是慶曆三年（1043），離上次范仲淹因為抨擊宰相呂夷簡而離開朝廷，已經整整七年了。

朝廷這次調西北前線的正副統帥回朝掌管樞密院，其中夏竦任樞密使，范仲淹、韓琦任樞密副使。范仲淹因為西北戰事未了，五上奏疏要求留在前線，但未得到朝廷的允許。

雖然范仲淹離開朝廷已經七年了，但朝中有一批少壯派官員一直支援和擁護范仲淹的政治主張，反對宰相呂夷簡。

七年之前范仲淹被趕出朝廷時，集賢校理餘靖上言為范仲淹鳴不平，因此獲罪，被貶到筠州（今江西高安）監管酒稅。

館閣校勘尹洙則聲稱就是范仲淹的同黨，范仲淹、餘靖等人都被貶官，他豈能不貶？弄得呂夷簡大怒，將他貶到了郢州（今湖北鍾祥）。

另一位館閣校勘歐陽修也寫信指責諫官高若納，說范仲淹無罪被逐，高若納身為諫官，竟無諫言，無恥之尤。高若納氣不打一處，將信件上交，結果歐陽修被貶到夷陵縣當縣官去了。

還有一位館閣校勘蔡襄看到此情此景，寫了《四賢一不肖詩》五首，讚譽範、餘、尹、歐陽四人而諷刺高若納。一時京城士人爭相傳抄《四賢一不肖詩》，書販大獲其利，遼國使者剛好在開封，也偷偷買了一本，回國張貼在幽州（今北京西南）的館舍裡。

過了一年，范仲淹正在知潤州任上，有地方發生了地震，朝廷照例召叢集臣議論災異，跑出一個直史館葉清臣來，說：“自從范仲淹、餘靖等因為言事被逐，臣民們都不敢議論朝政了，希望陛下切實反省，引過自責，善待敢於直言之人。”

七年之中，朝廷中始終有人為范仲淹講話，范仲淹又在西北前線立下大功，看來這批人還是有才能的，仁宗皇帝決定起用這一批官員。

在將范仲淹調回京城之前，仁宗皇帝還任命了歐陽修、王素、蔡襄三人知諫院，餘靖為右正言。朝中呂夷簡一派看到范仲淹的人佔據諫院，便再次攻擊他們私結朋黨。歐陽修怕皇上聽信讒言，為示反擊，特意寫了一篇《朋黨論》進獻。在《朋黨論》中，歐陽修別出心裁地指出，朋黨也分君子之朋、小人之朋，君子結黨，遵循道義，小人結黨，為利所驅，因此皇上應該屏退小人之偽朋，而進用君子之真朋。仁宗皇帝看了覺得很新鮮，還誇獎了一番。

仁宗皇帝沒想到的是，他調西北前線的正副統帥回朝掌管樞密院，樞密院的人選夏竦竟然遭到了臺諫官們的一致反對。諫官歐陽修、餘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認為夏竦在陝西期間，畏懼怯懦，毫無建樹，而且詭計多端，奸邪狡詐。此後仁宗皇帝連續收到反對夏竦入京的奏疏，最後不得不在夏竦面見聖上之前將他趕回陝西。

當范仲淹回到京城時，發現朝廷中已經大變模樣了。仁宗皇帝終於免掉了呂夷簡的宰相職務，改任司徒、監修國史，呂夷簡等於是退居二線了。新任的宰相一位是舉薦過范仲淹的晏殊，另一位則是善於明哲保身的章得象。新任的另一位樞密副使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四位諫官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這些人一直以來都是范仲淹的擁護者。不過有一位御史中丞王拱辰是呂夷簡的舊黨。

不久，仁宗皇帝又對宰執班子進行了調整，任用范仲淹和賈昌朝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總理），用杜衍為樞密使，用韓琦和富弼為樞密副使。

6．慶曆新政

仁宗皇帝這次起用范仲淹等人，目的比較明確。朝廷正在經歷一個多事之秋，先是西北開戰，接著沂州（今山東臨沂）士卒王倫率眾起事，張海和郭邈山在商山（今陝西商縣東南）起事。令仁宗吃驚的是，這些起事的隊伍所到州縣，宋朝官吏或作鳥獸散，或以兵甲為禮，迎接起事者入住縣衙。

內憂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統治的危機，於是想借用范仲淹等一批有志於改革的官員來振興朝政。慶曆三年（1043）九月，仁宗頒佈手詔，要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