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雖然為人脾氣有的時候過於急躁，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缺陷，但是豐富的作戰經驗卻讓一眾謀士不敢確信自己因此而設下的謀略是否真的就能夠讓對方墜入到其所預想的圈套之中。

袁紹雖然對於自己指揮戰爭的水平相當信任，不過他同樣也不能肯定自己就會比公孫瓚、李書實、董卓這樣的宿將強出很多，最多也就是一線之差（當然袁紹童鞋是領先一線的）。

而且更讓袁紹和謀士們感到憂心的，是來自於天氣的影響。

雖然現在冀州大地的溫度並沒有處於讓冀州士兵無法忍受的程度，但是因為最近幾年大漢一直受到“全球氣候變冷”的影響。冬天一年冷過一年，若不是從幷州陸陸續續傳來了那些個取暖的方法，每年冬天因為嚴寒而凍死的百姓數量只怕會增幅兩三成。

而且作戰不同於生活，比起經常會遇到在惡劣天候下作戰的幽州士兵，冀州的豪強私軍們實在是缺乏這方面的經歷，低烈度的戰爭還看不出什麼，一旦讓戰爭再相持一兩個月，天氣進入到寒冬臘月，嚴寒之下只怕袁紹軍就要縮頭“收拾行囊待明年”。

如此分析下來，孫子所提出的戰爭五要素“道、天、地、將、法”之中。袁紹認為自己只有在道上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將和法上屬於均勢，天和地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在逐漸轉為劣勢，看上去似乎是己方稍佔優勢，但是作為進攻的一方。這個優勢所能轉化的勝勢又要打個折扣。

可以說。雖然袁紹的部隊在數量上是公孫軍的一點五倍。但是在廣袤的冀州平原上，在枯水期已經讓河床逐漸裸露，河水已經不足以阻礙公孫瓚軍騎兵賓士的情況下。讓袁紹軍主動發起對公孫瓚軍的攻擊，在對方已經熟悉的地區以逸待勞，袁紹想一想都覺得這是取死之道。

但是，如果攻守之勢相異，那麼袁紹覺得自己的勝算會多出不少來。

不僅僅是因為作為防守一方可以有以逸待勞以及在己方熟悉的環境中可以做出一些讓對方無法意料的佈置，最重要的是，袁紹手中同樣擁有自己的王牌——強悍的冀州軍。

如果不是因為參與了討董之戰讓公孫瓚軍有著比袁紹軍更大的損失，如果不是袁紹手中有著這樣一張王牌，或許袁紹會考慮使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與公孫瓚周旋，而不是像這樣一切的行動都圍繞著面對面的碰撞而展開。

雖然來自幽州的騎兵在騎射方面要略強過來自西北的羌人，而且他們也比羌人更加願意喜歡使用這項騎兵所獨有的可怕武器，但他們終究擺脫不了騎兵作戰的規律。

而作為袁紹軍最為倚重的王牌的冀州軍，則恰恰是對付騎兵的行家裡手。

畢竟在西北數年間，在名將皇甫嵩的耳提面命之下，在嚴苛的環境下，那些原本在冀州僅僅只是郡兵或者較強一點的豪強私軍的軍隊在血與火的錘鍊下蛻變成了強悍的部隊，最重要的是與羌人的戰鬥之中，他們在老兵們的提攜下掌握了大量對抗騎兵的方式。

也許在野戰中騎兵依然擁有著戰略上的主動，但是如果優秀的統帥和聰慧的軍師能夠透過各種方法將騎兵的這些優勢削減甚至集中於某一個區域性，那麼冀州軍就有足夠的把握在野戰中擊潰那些經常不可一世，在軍中也享有某些“特權”的部隊。

聽起來似乎很是讓人熱血沸騰，但是……

偏偏袁紹麾下有著這樣經歷計程車兵滿打滿算也僅剩下萬人左右，而且這個數量還是加上了當初歸屬韓馥後來跟隨其將領又轉投袁紹的那部分。

畢竟經過一場慘烈的討董之戰，董卓的西涼軍固然是傷了元氣，就算是聯軍，在洛陽郊外那最後的一戰中受損嚴重，袁紹雖然大部分時間避戰自保，但是在那場戰鬥中面對董卓所率領的飛熊軍的正面突襲，袁紹依然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尤其是手上那支唯一能正面抵擋西涼鐵騎的冀州精銳。

就算回到冀州後用以老帶新的方式進行了擴軍，但是沒有經歷多少戰火考驗的新兵顯然無法和百戰後依然存活的老兵相比，經驗上的差距（各種意義上）幾乎難以彌補。

事實上這種混編所帶來的問題在袁譚與劉備的北線戰鬥中已經有所暴露——面對張飛所率領的由其往日結交的燕趙遊俠兒為核心的精銳騎兵的突襲，以三千冀州精銳為核心擴編的萬餘新軍竟然被其衝得手忙腳亂，這也直接導致了北線的敗退。

所以如何使用手中的這七千餘冀州精銳同樣考驗著袁紹軍決策集團的能力。

“這樣一來，我們現如今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將公孫瓚給引出來，而且還要讓他相信他有足夠的可能擊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