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小桌子上擺著三四個饅頭和一碟鹹菜。親戚三下五除二吃了半鍋面，抓起外套就走了。臨走的時候讓他先好好睡一覺，養好精神了好找活兒幹。然後他就看到親戚騎著一輛破舊的三輪車出去了。他們住在巴溝村的一戶小院裡，租人家的平房。

養好精神了他獨自出門找工作，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幹什麼，不過還比較自信，找個記者、編輯之類的活兒乾乾總還是可以的吧。一路上見到報紙就買，專門找過去從來不看的夾縫裡的廣告，挑好的工作，謙恭地把電話打過去。那一天他用了兩張手機卡，一個也沒成，直到最後口袋裡只剩下坐車回家的錢時，才想起親戚告誡，別挑挑揀揀的，不管什麼活兒，能找到一個填飽肚子的就不錯了。邊紅旗不服氣，好歹也是個中學教師，還寫詩呢。電話裡的人為什麼總是問他的生活和居住情況呢？這跟工作有個鳥關係！第二天他接著找，他覺得自己不應該和親戚一樣，親戚是個大老粗，靠力氣吃飯是正常的，他不是。怎麼說也是個知識分子。這一天他學乖了，不用手機打電話了，用公用電話，省了不少錢。但是這一天的運氣也不比前一天好。晚上他垂頭喪氣地回到巴溝，像從滑鐵盧歸來的拿破崙。親戚已經躺下了，他說今天被警察追著跑了很遠，累壞了，原因是他的三輪車沒有牌照。親戚沒有問他成功了沒有，都擺在臉上，哪還要問。邊紅旗很悲傷，把親戚從床上拖起來，兩人瓶碰瓶地喝了五瓶啤酒。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啊，北京（9）

他在海淀附近轉了好幾天，連公交車站牌上貼的廣告都看了，都聯絡了，還是不行。整個世界都跟他對著幹，真是沒辦法。邊紅旗還是不懷疑，一千多萬人都活下來了，憑什麼我邊紅旗活不下來，沒道理嘛。我們的邊紅旗找呀找，又找了兩天還是沒找到。不是一個都找不到，而是他想找的那種看起來體面、幹起來輕閒的沒找到。他只好去了中關村人才市場，週三週六才開放的地方。排了半個下午的隊，輪到了，把身份證交上去。玻璃窗裡的女人問，證呢？邊紅旗說，不是交給你了嗎？那女人心情很糟，大概中午和丈夫吵架了，什麼證都不知道還找什麼工作！下一個！話音還沒落他的身份就被扔出來了，搞得邊紅旗半天沒回過神來。

“她要什麼證？”他問旁邊的人。

“暫住證。”

“什麼暫住證？”

“老兄，”那個用安徽口音和普通話雜交出來的聲音說話的小夥子說。“這東西都沒有，可要小心點，別讓警察給揪到了。”

“下一個！”視窗裡面的女人氣急敗壞地敲著玻璃，邊紅旗只好讓出了位置，他排了半個下午就等來了這幾句訓斥。

眼看著一天一天地晃下去，快坐吃山空了，最要命的是，沒法向家裡交代。老婆擔那個心，每天都要打電話問他有沒有著落，打得他心疼，他快光了。我不知道邊紅旗是怎麼克服心裡障礙的，反正最後他是和親戚一塊兒出去騎三輪車了，到巴溝的一個土著家裡租了一輛沒有牌照的三輪，見縫插針地跑到矽谷那兒攬生意，幫別人運電腦。邊紅旗講到這些時一點也不傷感，相反，這段三輪車伕的生活他還相當滿意，覺得自己很像電影《有話好好說》裡的張藝謀，整天騎著三輪車到處跑。他說，人一旦降低了自己，就無所謂了，就像妓女，賣一次就想著賣第二次，然後第三次，這東西搞不清楚，它一定是有快感的。他在那段時間甚至還經常跑到北大聽講座，隔三差五還進課堂，以便瞻仰那些久聞其名的學術界大師。他和我住一塊兒後，我們聊天，我發現他對北大的老師，尤其是中文系的老師，瞭解的不比我少。

邊紅旗在蹬三輪期間沒有告訴家人他在靠什麼吃飯，他的親戚也同樣沒有告訴自己的家人。他們只說是一項工作，不好也不壞。他更不可能告訴他老婆，他最倒黴的時候，一個星期被警察追過四次，好在都逃脫了。他都沒想到自己還有騎三輪車的天賦，能在到處是汽車和人的馬路上跑得飛快。這個新工作對他是個刺激，所以這個時候他還堅持寫詩。據他自己說，在他密不示人的詩歌生涯中，這是一個創作的高峰。坐在三輪車上滿腦子都是詩，他由衷地覺得北京就是好，你看看，蹬三輪也照樣詩興盎然。

接下來生活就有了變故，親戚家裡出了點事，他要回去了。回去之前他把能帶走的東西都收拾好了，不想再在北京混下去了，他覺得蹬三輪，即使在北京也不是件值得稱道的事，還是回家乾點正事。他在北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儘管他走得不免傷感，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了。臨走的時候他終於說實話了，待在北京幾年了，他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