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之後，他簡直是在忘字上下功夫了。因為“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記憶中出現時，我就會心浮氣動，六神失據，忽忽不知所歸……我想：此非養身立命之道也。身歷其境時，沒有死去，以求解脫。活過來了，反以回憶傷生廢業，非智者之所當為。”②這樣，他就開始“忘”——準確些說，是不去想。他覺得這麼一來，在思想意識和日常生活上，果然達觀得多了：

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則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內，流氓滋事，則關門以避之。至於更細小的事，比如食品衛生不好，吃飯時米里有砂子，菜裡有蟲子，則合眉閉眼，囫圇而吞之。這在嫉惡如仇並有些潔癖的青年時代，是絕對做不到的，目前是“修養”到家了。

當然，這種近似麻木不仁的處世哲學，是不能向人推行的。我這樣做，也不過是為了排除一些干擾，集中一點精力，利用餘生，做一些自己認為有益的工作。①

這些話，有些近於憤世嫉俗，好像不用過分認真；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他生活的寫照。流氓滋事不用說了，在他住的那個大雜院裡，已經不算稀罕事；他年老體弱，自然只有退避求安。但是，關在家裡，就能安然無事嗎？也不一定。有一天中午，他正要休息，忽然門被推開，一條漢子探身進來，手裡舉著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一打愣，就聽見對方問：

“買刀麼？”

他放下了心。他不買刀。漢子退走了，他可一時不能入睡了。

文壇的事也很麻煩，這裡也遠遠不是“淨土”，就是老實人，也可能被人當作踏腳板，被踩得一塌糊塗。這些，也是孫犁的經驗。對於這些，他以為：能躲開就躲開，躲不開就得看開一些。他的武器仍然是防禦性的：不與好利之徒爭利，不與好名之徒爭名。

這倒是孫犁的一貫思想。還在“文革，後期，要落實政策了，報社革委會主任示意要他當文藝組的顧問，他一笑置之，未予理會。過了一陣，主任召見他，說：“這次不是文藝組的顧問，是報社的顧問。”加了一級。“加錢嗎？”孫犁問。

主任嚴肅地說：

“不能加錢。”

“午飯加菜嗎？”

主任笑了：

“也不加菜。”

“我不幹。”

他出來了，忘記了“慎言”的自戒，把主任撂在了那裡。粉碎“四人幫”以後，他還是當上了《天津日報》的顧問。

過了些時候，他終於向報社編委會和市委宣傳部提出申請，辭去了這一名義及其他事務，要求離休。早些時候，還提出辭去天津作協分會的職務。當他離休的要求實現之後，他在給別人的信裡高興地說：“……辭去了所有的職銜，做到了真正的無官一身輕。雖然失去了一些方面，但內心是逍遙自在的。這樣就可以集中剩餘的一點精力，讀一點書，寫一點文章了。”①基於同樣的原因，當丁玲、舒群領銜的《中國》文學雙月刊創刊之時，編委名單上要列他的名字，他也婉辭了。他顯然對有些現象很不滿意，寫了一篇《官浮於文》②，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了解到一些情況，這些情況構成了一個時期的某種病態現象，不妨存錄如下，作為時代的參考：最近收到某縣一個文藝社辦的四開小報，在兩面報縫中間，接連刊載著這一文藝社和它所辦刊物的人事名單。文藝社設顧問九人（國內名流或其上級人員），名譽社長一人，副社長八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二人。此外還有理事會：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七人，常務理事十人，理事二十一人，並附言：“本屆保留三名理事名額，根據情況，經理事會研究，報文藝社批准。”這就是說，理事實際將升為二十四人。

以上是文藝社的組成。所辦小報（月報）則設：主編一人，副主編七人，編委十四人。現在是6月份，收到的刊物是1985年第一期，實際是不定期了。看了一下，質量平平。

他認為，一個縣為聯絡感情、交流心得，成立文藝社是應該的；但這樣大而重疊的機構，卻有些令人吃驚。“目前文藝界開會，對創作討論少，對人事費心多，這已經不是個別地方的事，因此不能責怪下面。”“文藝團體變為官場，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場氣越大，卻令人不解。”他帶著這個“不解”的問題，去問一位熟悉情況的同志，這位同志原是某協會的秘書長，是孫犁勸他退下來，專心從事創作的：

“爭一個主席、副主席，一個理事，甚至一個會員代表，一個專業作家，究竟有什麼好處，令人弄得如此眼紅心熱呢？”他得到的回答很帶點兒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