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也總有一些畫片。它們大多是我從雜誌上裁下的。”“對於我欽佩的人物，比如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比如魯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儲存了他們的很多照片或是畫像。”③這裡說的，已經近乎一些特殊的習慣，因為一般人不會從雜誌上裁下那麼多畫片，放在書箱、案頭和張貼在牆壁上，何況又是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難的時候呢。至於他儲存阮玲玉的照片，那也可以看出他用心之細。阮玲玉是30年代的著名電影演員，因婚姻問題受到報紙毀謗，於1935年自殺，死時才二十五歲。遺書中有“人言可畏”一句，有的記者還不服氣，說報紙沒有那麼大力量。當時魯迅先生曾仗義執言，以“趙令儀”的署名，在《太白》上發表《論“人言可畏”》①一文，駁斥了某些報紙的不負責任：“新聞的威力其實是並未全盤墜地的，它對甲無損，對乙卻會有傷；對強者它是弱者，但對更弱者它卻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吞聲忍氣，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於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發揚餘威的好材料了，因為她頗有名，卻無力。”孫犁當時二十二歲，他收集阮玲玉的照片，很可能是在她自殺之後，這樣做，不只是對一個美的形象、美的靈魂的欽仰和懷念，更是對於正義的支援。對於丁玲也是如此。在30年代一度盛傳丁玲在南京遇害，他和許多進步青年一樣，是那樣焦急、懸念。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在1980年11月2日給丁玲的信②裡說：“我們這一代人，現在雖然也漸漸老了，但在30年代，我們還是年輕人的時候，都受過您在文學方面的強烈的影響。我那時崇拜您到了狂熱的程度，我曾透過報刊雜誌，注視您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還儲存了雜誌上登載的您的照片、手跡。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現代》上的，您去紗廠工作前對鏡梳妝，打扮成一個青年女工模樣的那一張，明眸皓腕，莊嚴肅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在這些熱誠的話裡，讀者能夠感到，他在老年還儲存著青年時代的天真，在對丁玲進行形容時，簡直又回到青年時代去了。

是的，愛美是人的天性，人都愛美，愛畫，愛好看的色彩，等等；但是，恐怕遠非人人愛得像孫犁那樣有自己的選擇，有深刻的內涵……。

這個特點，在孫犁還是孩子時，就顯示出來了。當然，那時他幾乎沒有機會欣賞到高階藝術，他能看到的，只是民間的、普及的，如年畫之類。但是，正是這些進入千家萬戶的年畫，給了他很多知識，使他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別是戲曲故事。每年春節，從舊曆初一到十五，街上還出現一種用長繩串起來的作牙旗狀的大型連環畫，懸掛在大街之上，稱“吊掛”，那是先在白布上塗一層粉，再繪以人物、山水、車馬等，故事多來自封神、三國、五代殘唐、楊家將等演義小說，一般婦女、兒童看不懂，已經讀過這類書的孫犁是看得懂的。他也趕廟會和趕年集，那裡賣畫的多，是不用買門票的展覽會，孫犁最喜歡去。在年集上，有年歲大的同學告訴他：如果去捅一下賣畫人的屁股，他就會拿出一種叫做“手卷”的秘畫，也叫“山西灶馬”，好看極了。孫犁認為這些說法不經，沒有去理。

倘若說，東遼城小學那兩間改作教室的泥房是第一課堂，那麼，上面講的這一切就是孫犁的第二課堂。看起來，這個第二課堂要生動、活潑得多。他在東遼城小學讀了四年，至少在這四年中，他更喜歡這個第二課堂，他在這裡找到了自己，也發現了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也像孩子們走出“三味書屋”，來到了“百草園”吧。

當然，他終究還要回到“三味書屋”去，回到第一課堂，何況，這時已經是另一個時代，“三味書屋”早已變成國民小學了呢。

在北方，農村學齡兒童的家長們有請老師吃飯的習慣，尤其在每年春天剛開學時，他們留有過年的酒菜，飯桌上還比較豐盛。孫犁的家裡每年請兩次老師，席間，他的叔父向老師要求，不要打孫犁，因為他有病。據我們想來，孫犁自幼文弱，好靜不好動，不是討打的頑皮孩子，叔父所以這樣說，固有防患未然之意，多半則是體現了家長對孩子的愛護之心。

在課堂上，他念的是新課本，沒有讀過什麼古文，但在農村接觸的文字，如公文告示、匾額對聯、婚喪應酬文字等，還大都是文言或半文言。他讀的第一篇古文，是本家“私乘”——即某種意義上的家史吧：父親在安國縣經商多年之後，一心為祖父立碑，請一位前清進士寫了碑文，託小學老師教孫犁習讀，以便在舉行立碑儀式時當眾朗誦。父親把這事看得很重，除出於光宗耀祖之虔誠，還寄有望子成龍之意。這樣，孫犁就在每天課後讀起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