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無負於人民大眾。

他說自己於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無酒肉徵逐，無肝膽言語……但在朋友身後，他卻用自己充滿真情和道義力量的文字，在讀者的心裡悄悄築起了一塊碑。在文學史上，遠本無赫赫之名，在讀者的心裡，他至少要生活上一個時期了。孫犁在下面講的一番話，的確也是實情：“我從青年時期，列身戰鬥的行伍，對於舊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講求的。後來因為身體不好，不耐煩囂，平時下好賓客，也很少外出交遊。對於同志、戰友，也不作過嚴的要求，以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責備人家。”①這一觀念，一直到今天，也影響著或支配著他的交際方式。

一般說來，對面相坐，他比較沉默寡言。之所以這樣，據他說，一是因為性格，二是因為疾病，三是因為經驗。性格呢，他說自己從小體弱多病，表現在性格方面，優柔寡斷；加以多年習文，對周圍環境和人事關係，也缺乏知識和應對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說了。至於經驗方面，他得著了許多的教訓，這裡舉一個例子。

有一位訪問者從他這裡走了以後，發表了一篇訪問記。孫犁看後吃了一驚：那已經不只是報告文學，而是近似小說的東西了。其實，訪問者在他家坐了不過一刻鐘，談了不多幾句話，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證。但在訪問記裡，孫犁變成了一個講演家，滔滔不絕地講著大道理，而且還鄭重地打上引號，使孫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當然，他並不是惡意，引號裡的那些話，也都是好話，都是非常正確的話，並對當前的形勢，有積極意義。千百年後，也不會有人從中找出毛病來的，可惜我當時並沒有說這種話，是作者為了他的主題，才要說的，是為了他那裡的工作，才要說的。

往不好處說，這叫“造作語言”，往好處說，這是代我“立言”。什麼是訪問記的寫法，什麼是小說的寫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①由於這種種原因，他在客座前面一張桌子上，壓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本人因年老體衰，談話時間不宜過長（大意）。這固然是對自己身體和精力的一項保護性措施，而對於那種喜歡尋章摘句、捕風捉影的人，也不失為一種限制性手段。他是主張“慎言”的，以為寫出的文章，雖經反覆推敲、修改，尚且難免出錯，更何況侃侃而談、言多語失呢。即使不失，還會傳錯、領會錯呢，那時再解釋、更正，也未必來得及了。

有時也會引出小小的插曲。有一次，諶容來了，回去以後，寫來一封簡訊：

孫犁同志：

他們警告我說，您接待客人只限十分鐘。可我不知不覺在您的椅子上坐了一小時，聽你談笑。回來一想，佔了你那麼多時間，心裡很過意不去。您那篇稿子寫完了吧？發在什麼地方，我很想看看那被我打擾過的文章。

寄上我的農村題材小書一本，望你批評指正。

您一定要多走些路，在院子裡也好。

祝您

逍遙自在！

信就是這麼長。孫犁接到後，寫了一封足有八倍於此（近兩千字）的長信，熱情地和她談道論文，除了對方的作品，還談小說的兩種寫法，談魯迅，談莫泊桑、契訶夫，談《紅樓夢》、茅盾……誇張一點說，真是題開八面，略無拘牽，不像一個拘謹的或衰病的老人。關於那張紙條，信裡說：“有些事，是越傳越邪乎的。這幾年，在我的方桌角上，倒是壓著一張小紙條，不過是說，年老多病，親友體諒，談話時間，不宜過長。後來就傳說，限在十五分鐘，進而又說只限十分鐘，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我不大輕信傳言，即使別人的訪問、回憶等等文字記述，有關我自己的，也常發見驢唇不對馬嘴，有時顛倒事實。我看過常常嘆氣，認為載記之難，人言、歷史之不可盡信，是有根據的。”①他雖少交際，但在待人方面是非常真誠的。對於朋友，他心裡的熱情，絕對比表現出來的要深厚、強烈得多。特別是在青年時代、艱苦歲月建立的友情，他自己形容說是如同板上釘釘，釘雖拔去，板有裂痕，“每當我想起他們的時候，心裡是充滿無限傷痛的。”②正因為這樣，“自從1976年，我開始能表達一點真實的情感的時候，我卻非常懷念這些年死去的夥伴，想寫一點什麼來紀念我們過去那一段難得再有的戰鬥生活。這種感情，強烈而迫切，慨嘆而戚愴……”③這些文章，除了前面說過的《遠的懷念》，還有《夥伴的回憶》（記侯金鏡、郭小川）、《回憶何其芳同志》、《悼畫家馬達》、《談趙樹理》、《夜思》（記張冠倫）、《悼念李季同志》、《悼念田間》，以及寫於60年代，同樣可以歸於這一類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