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太宗晚年為國本計，大力扶持長孫無忌為代表的關隴貴胄，打壓山東寒族，殺劉洎、推倒魏徵碑、貶逐李勣等，均為其執行關中本位制確保傳位順利的一系列具體手段。故此以李勣、許敬宗、李義府（李義府為劉洎引薦）為代表的山東庶族地主，便擁護同為山東庶族出身的武氏為後，而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代表的關隴貴族，則擁護同樣出生士族的王皇后，雙方遂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爭鬥，最終以關隴集團的全面敗北而告終。而武后掌權之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內，因欲消滅唐室之勢力，遂開始施行破壞此傳統集團之工作，如崇尚進士文辭之科破格用人及漸毀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關隴集團自西魏迄武曌歷時既經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漸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壞，遂至分崩墮落不可救止。其後皇位雖富歸李氏，至玄宗尤稱李唐盛世，然其祖母開始破壞關隴集團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陳先生認為，李唐國本之所固，正在於由西魏以來的關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時天下府兵六百餘所，關內道獨佔二百六十多所，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嶺南諸道多不過十餘所，乃至兩三所，故此形成了舉天下之力而不敵關中的強幹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層開始方能成功，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婦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亂均可輕易撲滅的緣故。然武后自垂統以來，為滅唐興周而有意破壞關中本位政策，大殺李唐舊臣，開科舉提拔寒門，聽任甚或破壞均田制和府兵制，轉移全國重心於山東洛陽，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時，各項舊制已然大壞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聽信李林甫讒言而走入歧途，以關中為本位的強幹弱枝局面不復存在，地方大員始可為患，遂釀成安史之亂，為中國歷史別開一新世局。陳先生據此認為，“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而這一切的起點，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後之爭，而武氏之立後，實為“吾國中古史上一轉折點”（《記唐代李武韋楊之婚姻集團》）。

被列入關隴集團的反對派主要有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寧、韓瑗、來濟等人，被列入山東豪傑的主要有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等人。其領袖人物分別是長孫無忌和李勣了，太宗當日以他們同為輔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東集團領袖李勣之助，遂不顧關隴貴胄的反對而悍然行事。陳先生為隋唐史一代宗師，立論高遠，氣魄宏大，其關中本位制影響很大，原非小輩所能妄斷。然陳先生的研究多是從大處著手，並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個細節，許多學者因此跟他有過商榷，認為陳先生有關“關隴集團”“山東豪傑”的論述雖然精妙，但無論何事都往這上面一套未免有亂貼標籤之嫌。陳先生自己也承認褚遂良和許敬宗論出身及非關隴集團也非山東豪傑，不過黨附他人。于志寧雖出身關隴集團，但在立後之爭中態度中立，不敢表態。而上表勸諫反對立武氏為後的來濟，本為舊隋大將來護兒之子，江都之難中為關隴軍事貴族宇文化及所殺的來氏家族唯一倖存者，怎麼也算不上關隴集團中人。其勸諫當是出於太宗朝之忠諫遺風，並非為關隴集團利益著想。而長孫無忌打壓的政敵之中，同樣也有李道宗這樣的關隴集團中人。因此，僅以地域出身來解釋永徽六年的立後之爭，個人以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鑑於這一點吧，在此基礎上又推出了士族與庶族之說，長孫無忌自然是士族高門的代表，而武氏則是庶族寒門的保護神，被歷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臺。在文革時期，這一說法被賦予了一定的政治內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後的、阻礙歷史發展的，庶族是新興勢力，進步的，順應歷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謂儒法鬥爭的概念，長孫無忌是反動儒家的代表，武則天就是進步的法家女皇帝了，對映的是誰，當然不言而喻了，聯想到當時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這一標籤真是太噁心了，以至於文革之後，很多備受迫害的學者專家氣憤不過，紛紛撰文論證“武則天及其宮廷奸黨才是腐朽計程車族勢力的代表”，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了。客觀的來說，武后臨朝稱制之後，大開科舉破格用人，的確有打壓支援李唐計程車族勢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楊篡周之後急於擺脫舊日關隴同僚而開科舉，然而，這僅僅侷限於支援李唐計程車族勢力。她本人對士族並不反感，甚至還相當看重，她為愛女太平公主擇婿薛紹，聽說薛紹的嫂嫂蕭氏出身寒微，竟說“我女豈可使與田舍女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紹的哥哥休妻，直到別人提醒蕭氏其實出身蘭陵蕭氏，國之舊姻，才告罷休。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