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改變了,從博取某個攝政王或輔政大臣的青睞變成了博取皇上的注意,尤其是襄親王宣佈等皇上大婚後就歸政後,就更加熱烈表現了。這麼說吧,連自攝政以來一直縮手縮腳的嶽樂也打起精神來,在皇上眼皮子底下行事可不會讓人說成奪權爭利,這時還不好好表現一番的都是傻瓜笨蛋。
正是有了康熙的在場,博果爾很輕鬆地取得了西洋傳教士案的勝利。
康熙三年正月,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等人撰寫刊印了《天學傳概》一書,其中竟然宣稱中國人源自歐洲,而中國的六經四書也淪為天主教的微言法語。早就對西洋傳教士極其不滿,曾多次狀告的大臣楊光先如獲至寶,於七月二十六日,正式控告湯若望有三大罪狀:一是潛謀造反,二是邪說惑眾,三是曆法荒謬。他更荒謬地宣稱:“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博果爾對西洋傳教士在大清國土大肆宣傳他們的教義,發展近二十萬的教眾一事也大為不滿,對《天學傳概》一書中的種種謬論也覺得荒唐至極。但他畢竟不同於保守的四大輔臣,他看到了西洋傳教士們帶來的另一種東西:科學,他期盼著能從這些人的身上獲得更多的造船造槍造炮的知識,而這些都是對大清極其有利的。
博果爾再一次與鰲拜槓上了。鰲拜提議廢除新曆,逮捕湯若望等傳教士,博果爾反對這一對西洋傳教士趕盡殺絕的方案,並認為新曆已歷時二十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