險的。因此，太宗並未將他作為臨終託孤的物件，而是將他置於長孫無忌之下，以文臣主導，以武將輔佐，一方面不至於直接挑戰威脅到長孫的地位，也就不會引起長孫無忌的敵意而引發內耗，造成類似劉洎之死那樣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軍權的人物權勢過甚，那便無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輔政大臣諸遂良，無論能力、聲望、還是背景，都不足與長孫無忌與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長孫無忌太聰明，李勣太圓滑，都不喜歡進諫，規勸李治接受群臣監督、不要行差踏錯的任務便落到了諸遂良的頭上。此外，長孫無忌身為首輔大臣位高權重，難免遭人嫉妒和政敵攻擊，王皇后個性柔弱，諸遂良也負起了保護外朝內宮的這兩位當家人的責任。太宗所揀選的三位輔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輔、良將及諫臣了。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宮時病情急劇惡化，自感已不能回京，於是突貶李勣為疊州都督。李勣接旨，連家都不回便動身前往。數日之後，太宗病危，急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內，託以身後之事，並對太子說，“只要長孫無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為國家擔憂！”隨後又單獨對褚遂良說：“太宗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輔政之後，不可讓挑撥離間之徒陷害無忌。若出現此事，非復我臣。”命褚遂良草擬遺詔之後，太宗病逝，時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長孫無忌拭去眼淚，請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撫內外，李治竟不能答。無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發喪，急招禁軍飛騎護送太子由翠微宮回京，將諸事安排停當之後方公佈太宗駕崩的訊息，六月一日，高宗繼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進二品，旋即拜相。

有說太宗生前貶嫡李勣的一個原因，是李治於他無恩，這麼來一下，必能“致其死力”。兩唐書中均有類似記載：

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

唯《資治通鑑》記載為太宗密囑李治，若李勣徘徊顧望當殺之：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以當時的情況而論，太宗擔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這樣囑託是極有可能的，但說話時應只有他父子倆。事後高宗可能會將這番話告訴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說出後面那半截“如不願則殺之”的話，所以新舊唐書都只記載了前面的說辭。而通鑑的說法，可能是高宗說出了這話之後，旁人或者後人根據當時的情況而有了這樣的傳言，司馬光覺得有理而採集入史。不過，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情況就會知道將李勣調離京城的確事出有因。當時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長孫無忌等均隨侍在側，不在京城。既已確定無忌輔政，而李勣與他關係平平，又手握重兵，那麼將李勣暫時調離政治中樞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確保政權交接的順利完成。這和太宗發喪獨不準李泰前來奔喪是同一個原因。李治繼位後對李泰不薄，這麼做主要還是因為非常時期減少不穩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繼位，加封長孫無忌為太尉，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這是集三省權力於一身了。而以李勣為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兩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長孫無忌堅辭知尚書事，李勣則堅辭尚書左僕射。此外，太子少師于志寧為侍中掌管門下省，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兼禮部尚書。新一代的領導班子，大致就是這樣。

李治繼位之後，國際國內都出現了一些問題，這是權力交接時的正常現象。東突厥車鼻可汗，及負責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賀魯接連反叛，名將高侃（我偶像高適的爺爺啦，一定要提一筆^_^）生擒車鼻可汗，押送至京師，於是東突厥汗國所有部眾，皆為大唐封內之臣，以其地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阿史那賀魯的叛軍也被唐軍擊敗，邊陲安定。國內則表現為對第三代領導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長孫無忌謀反，李治問也不問當即初斬。接著褚遂良和許敬宗雙雙被人彈劾，褚遂良被告以低價強行購買他人土地；就是仗勢欺人搞土地兼併了，許敬宗的罪名是將女兒嫁給南蠻首領馮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禮，被告貪財害禮，“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這理由現在看起來多少有點奇怪，嫌人家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