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籲國府權力機構的調整與革新，要求重新改選‘中央民意代表’”。

一九七一年十月，雜誌的主要成員張俊宏、陳鼓應、許信良、丘宏達、楊國樞等十五位知識分子，聯名發表《國是諍言》，對當前政治提出共同主張。

接著是《國是九論》，同期陳鼓應發表《開放學生運動》一文，臺大舉行“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的盛大辯論，聽眾踴躍，校內校外，風起雲湧。

當局一反常態，非僅沒有壓制，且予鼓勵支援，一九七0年十月經國派秘書長張寶樹，透過張紹文的介引，邀請陳鼓應、王曉波等舉行座談，彼此溝通，相互交流。經國自己，以救國團主任身分，紛紛召見青年學者和學生領袖，聽取他們對國是的意見，提倡“青年要多講話，青年要關心國事”等號召。

用中共的術語說，這是臺灣知識界的“鳴放時期”，也有些捷克在亞力山大·杜布切克主政，實行自由化時期的活潑開放繼或稱為“臺灣之春”。

熱烈討論的主題為：爭取參與權；要求言論開放；抨擊輿論壟斷；呼籲解除戒嚴令；呼籲人權保障等等。

其中若干點，觸及國民黨的要害，過去不許提，不敢提，國民黨的容忍、開明，的確超出無數人的意外。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早春呢？認真觀察，那是經過巧妙設計的高招，即“政治藝術”之謂。

經國能繼承父親的權力，而不能繼承父親的聲望。國外容易，多跑幾次東京、漢城、曼谷，多亮相，知名度就逐漸高升。在國內，要懾服人心，特別是知識界，就要靠處事作風，政策效果，他的形象，一面是官方蓄意製造的“青年導師”，一面是民間自然形成的原型－“恐怖人物”。

改變此一形象的辦法，是利用臺灣面臨的危機時刻，有限度的開放言論，知識界能有宣洩情緒的機會，它就不可能過分積怨於政府，而找其它發洩的途徑。

國民黨內的元老派，不盡服膺經國的領導，他正好利用青年一代求變的心理趨向，向元老派攤牌奪權，排除阻力。

利用這機會，為國民黨僵化老化的官僚層，吸入新血。李鍾桂、施啟揚、關中等，因而搖身一變，扶搖直上。

經國憑這幾下惠而不費的措施，馬上聲名大振，觀感一新，他被海外一位學人，稱為“偉大的政治家”，並說“蔣經國先生為臺灣的政治領導帶來了一個嶄新明亮的新象徵”。

這位先生，還舉了兩個例項：

“二、三年前殷海光先生遺孀能出境來美定居，便得之於經國先生之親自批准。殷夫人訪美第一站，來西雅圖舍下，親口道及此事，我們也很感激。以後殷海光嫡傳弟子之一，曾任臺大哲學系講師而是臺籍青年的英銳之劉福增先生，也得蔣氏特准，而能排除猜踏，得遂留學深造的宿願！”＇22＇

中央研究院院士許淖雲先生，甚至對沈之嶽發出“肯定的讚美”，留下“難忘”的“極深印象”。＇23＇

‘冶大哲學系師生事件”，或“民族主義”座談會，當局能從寬處理，未始不是改變觀感的做法。

然而，早春三月，不管多麼喜人，終經不起西伯利亞橫掃的寒流。

《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在黨報《中央日報》刊出（一九七二年四月），強烈意味著，當局開始收了，該文借批駁陳鼓應對學生運動的論點，抵制革新思潮。當局為了擴大這種意識流，“前後印行六十萬冊，廣泛的發到軍中、學校及公營機構，令中學生寫報告”。

由《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引起的一場論戰，當局更是不安，連原任職中央黨部的張俊宏，亦被解職。政治氣壓低迷，初期的改革運動，暫告段落。

總的來說，這一段時期的蔣經國時代，有正有負，負大於正。

註釋：＇1＇沈劍虹著《使美八年紀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第6頁。

＇2＇同＇1＇。

＇3＇同＇1＇。

＇4＇作者應邀在場。

＇5＇楊鎮著《蔣經國遇刺目擊記》，香港《新聞天地》，一九七0年五月九日。

＇6＇“Washington　Star，，April　25；　1970．

＇7＇臺北《聯合報》，一九七0年五月三日。

＇8＇江南著《放棄幻想，面對現實》，《臺灣日報》，一九七0年。

＇9＇同＇7＇，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廉能之治與志士之氣》。

＇10＇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