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感到有奔頭。他們雖然沒有宣之於口，但是堅信跟著劉大人，光明的一天終究會來。劉通與眾位英雄惺惺相惜、肝膽相照，那種來自後世、視眾生平等如一的廣博胸懷，牢牢地吸引鐵桿追隨者，這種以理想抱負凝結起來的營壘，威力無窮，魅力無限，她在不斷地壯大。

時入政和八年，也是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劉通在軍務上實行新的舉措，有限度地引入競爭機制，採用古法練兵與新法練兵雙管齊下的方針，軍隊開始呈現新的面貌。是年，童貫所領的北伐軍與遼軍初步接戰，遼人佔有地利，據險而守，宋軍的戰意不高，指揮呆板，戰術單一，勞師無功，不得寸進。進兵不利，給了朝中的急進派打了一針清醒劑。徽宗轉而採納劉通等人“廣積糧、練精兵、緩出兵”的主張。

徽宗時代是北宋政治最為混亂、最無作為的時代，徽宗貪圖安逸，不思進取，興土木，爭民財，加重稅賦，同時放任佞臣為非作歹，使得宋朝民眾負擔愈重，喘息惟艱。民心思變，民間騷亂的徵兆愈來愈顯。劉通雖在京東竭力而為，也常勸說徽宗減輕民間負擔，但趙老大聽如不聞，依然故我，京東的局勢難免要受全域性的掣肘。

何時才能走上良性發展之道，何時才能開啟一片淨土，這是擺在劉通等人面前的一大難題。梁山之患是消除了，然浙江之患破壞力更加驚人，要管的話管得了嗎，怎麼管呢？這是又一個巨大的難題。當朝者一日不減輕民間負荷，北宋的形勢就一日不得安寧。

而要減輕對民間的壓力，首先為上者要縮回伸出去的盤剝巨掌，其次是整頓吏治。徽宗等人不吃一痛，他們是不會收斂的。在原先的歷史中，徽宗只在方臘舉事期間減輕民眾負擔，方臘一平，即故態復萌，真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僅僅只有京東一地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京東地理位置比較侷促。北面是河北要地，駐有重兵，西面是京城心臟地區，同樣駐有重兵，南面是淮河平原，無險可據，東面是大海，無處可退，只留下山東一個不大不小的山地丘陵地段，可資轉圜和發展的空間甚為狹小。而這裡也是宋庭的稅賦要地，歷來為當朝所看重。鑑此，劉通在籌謀新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空間。

新的發展之地，最好具備根據地的條件：一、有煤鐵等礦產資源可資利用和發展。二、有較為廣闊的縱深，進可攻，退可走，不能象山東之地，進不易進，退無處退。三、容易接近遼金二方，便於收攏遼國勢力以及伺機進兵。四、有較多的兵力可供驅策。

思考之後，劉通邀請呂將、方鐵山等人前來濟南共商大計。是年三月初六，劉通、呂將、方鐵山、晁蓋、吳用、公孫勝等人匯聚一堂。

劉通闡明意圖之後，倡議道：“方今天下局勢動盪，遼國形勢一日不如一日，女真賊心甚巨，有吞遼滅宋之念。西夏李乾順也是一位英明之主，勵精圖治，窺視一旁，常想奪回我朝河西之地。而我大宋內政堪憂，皇上無心政務，奸黨蔡京等人把持朝政，為禍民間，民眾蠢蠢欲動，而今以江浙之地為甚，二年之內必有騷亂。山東之地，進退不易，為將來之計，我等需當籌謀新的去路。今請四方誌士前來，共商未來之策。”

接著方鐵山通報了幾方情報，重點是遼金情勢：“遼之延禧皇帝不思治國之道，每常外出狩獵，去歲至今，契丹內亂不止，與女真戰事不斷。遼軍屢戰不勝，遼國東部、東北部諸州逐漸為女真所據，局勢更加危迫。今春，女真與契丹互派使節，貌似議和，金國向遼索取宋、夏、高麗的書詔、表牒，要契丹皇室遣使為質，進一步逼迫遼國。契丹人虛與委蛇，雙方打打停停，不時有遼人降於女真，更多的遼土落入金國之手。”眾人聞之，無不慨然。

隨後呂將介紹江浙情況：“花石綱、豐亨豫大為禍甚巨，東南之民不堪重負，隨時有揭竿而起之象，其中以摩尼教最為蠱惑人心，此患恐難抑制，中明兄三年前的預測怕是要應驗不爽。”他這次前來，又告知劉通物色和發展了新的志同道合之士。

吳用說道：“值此多事之秋，天下英雄當謀自立之道，需有領頭之人振臂而起，聚攏豪傑，內除奸黨，外御強敵，方為正道。”

晁蓋：“沒什麼說的，遲早反他孃的！”

公孫勝：“豎起義旗，清君側，領豪傑掃平胡虜。”眾人均表贊同。

呂將：“眼下還不到自立之時，需當先覓一塊妥當的去處，假以時日，放手發展實業，壯大我方力量，待時機成熟，以清君側、除奸黨、收復故土之名，進可出師討伐蠻夷，退可揮師中原，此為穩當之策。”眾人擊掌稱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