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都是為我們安排好了的，別人替我們做決定，這種經歷使我精神上一直感到壓抑。他們總是說：“你應該參加這次會見或那次電視演播。”一切都是這樣進行的，我們沒有任何發言權。所以，當他告訴我，我是受制於人的時候，我最終明白了，我意識到他是對的。

不管別的，我總是覺得欠著那個傢伙一點兒東西。

因為迪斯尼電影製片廠希望我能為公園增添一些新的活力，所以《EO船長》就由此誕生了。迪斯尼的人說他們並不在乎我做些什麼，但一定是要創新的。我和他們開了一個很長的會，我在整個下午的時間中告訴他們，沃爾特·迪斯尼是我崇拜的英雄，我對他的歷史和他的人生觀都很有興趣，我所要做的必須是迪斯尼先生本人會贊同的。我讀過許多關於他和他的“王國”的書，對我來說，做他可能會去做的事是很有意義的，很重要的。

最後，他們讓我拍一部電影，我就同意了。我說我希望喬治·盧卡斯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能和我一起工作，結果史蒂文因為忙不能來，喬治把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帶來了，這就組成了《EO船長》的一班人馬。

我乘飛機去舊金山喬治的家“天行者”農場訪問了幾次，漸漸的我們寫出了一個劇本，它將會運用上最先進的立體攝影技術，觀眾看《EO船長》時會感到他們也一同坐在宇宙飛船裡在太空遨遊。

《EO船長》講的是音樂的力量如何改變了世界，是喬治想出“EO船長”這個名字的。故事講的是一個年輕人身負重任，到了一個被妖魔皇后控制的星球上，他的任務是要除去妖魔，給人們帶來光明和幸福，最後的結局是善戰勝了惡。

拍攝《EO船長》加深了我對電影原有的肯定的想法，使我比以前更加意識到，也許將來我就會走上這條路了。我從小時候起就特別喜愛電影，整整兩個小時，你可以完全到了另外一個地方，電影可以使你忘卻一切，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電影。我可以坐下來，說：“好吧，現在什麼都不存在了，把我帶到一個美妙的境界去，忘掉我的壓力，忘掉我的煩惱，忘掉一成不變的日程安排吧。”

我還喜歡上在三十五毫米鏡頭的攝影機前表演。我以前總是聽我的哥哥們說：“好不容易拍完了，我可鬆了口氣。”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喜歡。我會去觀察，儘量多學點兒東西，看看導演想要幹些什麼，燈光師在幹些什麼；我想知道燈光應從哪兒打來，為什麼導演反覆的要求重演同一場戲；我喜歡知道電影劇本哪兒又做了改動，這一切都是我應該去學會的。對我來說開創新的東西是令人激動的，現在電影王國中就缺少新的東西，許多人在做同樣的事。巨大的攝影棚又使我想起在摩城公司的日子裡，我們常常與他們發生爭執，他們只需要最簡單的答案，他們只要別人按老一套來做那些好像是很有把握的東西，當然，人們是早已厭煩了，但仍有那麼多的人在做著同樣的、陳舊的、粗俗的事情。喬治·盧卡斯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就不是這樣的人。

我努力創造一些變化，總有一天，我要使一些東西得到改變。馬龍·白蘭度變成了我非常親密的可信賴的朋友，我說不清他到底教給了我多少東西。我們坐下一談就是幾個小時，他給我講了許多關於電影的事。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演員，曾經和許多電影界的巨人一起工作過，包括演員和攝影師。他對電影藝術的價值觀看法很深刻，使我感到敬畏，他對我像慈父一般。

所以，在那些日子裡，電影是我的第一夢想，但我還是有許許多多別的夢。

一九八五年初，在美國音樂獎的開幕式以後，我們花了一晚上時間，製作出了一個群星薈萃共同演唱的歌曲《天下一家》。衣索比亞和蘇丹的食物短缺、人民捱餓的訊息震驚了我們，於是，我和萊昂內爾·裡奇合寫了這首歌曲。

那一陣，我曾讓妹妹珍妮跟我走進一間有著有趣音響效果的地方，諸如壁櫥或者洗澡間，我唱給她聽，只唱幾個音符，一段節奏，並不是一整段，或是什麼別的。我只是在嗓子眼兒裡輕輕哼著，然後問：“珍妮，你看到什麼了嗎？你聽到這聲音以後看到了什麼？”這時她回答：“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非洲兒童。”

“你說對了，這就是我的心聲。”

她說：“你在說非洲，你在說那些快要死了的兒童。”《天下一家》就是這麼寫出來的。我們跑到一間黑屋子裡，我給珍妮唱。在我看來，那是歌唱家應該能做到的，我們應該會表演，表演應該有效，即使在黑屋子裡也一樣。我們因為電視已經失去了許多東西，我們應該能夠在沒有先進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