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的三大口號，一是‘活的文學’，就是真正用白話文做工具。我曾反省過自己，覺得中國計程車大夫有很深的貴族習氣。雖然我們也提倡白話文，但只把它當作開通民智的工具。骨子裡仍不承認其為文學，私下交流和正式場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驕文和律詩。好像把社會分作了兩部分，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這種態度現在終於改變二是‘真的文學’，就是提倡寫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擊舊文學裡那種粉飾現實，團圓迷信的說謊文學。呼籲新文學要描寫今日的貧民社會，如工人農民，人力車伕和他們的痛苦情形。還自己動手翻譯小說、戲劇，竭力主張引進西方文學這帖救國的良藥。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學’，就是要以人道主義為根本的內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國的‘娜拉’。至於政治這個話題，實在不敢恭維，我無法回答您的問題。我是一位留學美國的獨立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沒有出現一個好政府之前，我回國後曾宣稱‘二十年不談政治。’今天，再鄭重重申這個口號。因為在中國從來連人權的意識都沒有，從政的文人只要有獨立見解最終全沒有好下場。所以，就算中國將來出現了好人政府，我胡適的政治理想也無非是做一名‘獨立’的諍臣！”

陳獨秀驚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這位年僅二十七歲的學者那種卓爾不群的氣勢震住

杜伯斯古的藍眼睛發出了興奮的波光，他激動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風拂起了他金黃的長髮，也令他神思飄逸，感慨萬千。他突然又轉過身子，像青年人一樣捏緊雙手搖晃了幾下：

“這是我在中國，不，在整個東方，聽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見解。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想起了老托爾斯泰在漫天風雪中出走時的感人情景。在那個‘白銀時代’裡，活躍著一大群充滿人道主義理想的自由知識分子。我以前一直頑固地認為，中國是沒有獨立的知識分子，正像你們《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說的那樣，中國曆代的文人，不是做統治者的‘幫兇’，就是做‘幫閒’。我從此真正認識了北大，認識了中國的思想界。尊敬的蔡先生，不知您有何感想”

蔡元培還在回味剛才的精闢議論，覺得這是對他們共同走過的這段不平凡經歷的一次回顧。他終於面色舒緩地抬起了頭，感慨地說：

“我不但非常欽佩二位的見解，還認為他們的主張並不矛盾。因為破壞和建設，始終是我們發動新文化運動，包括整治北大的兩大內容。至於談到對時局的看法，說實話我非常悲哀，但決不退卻。我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就覺得自己不是政治家，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是一位書生型的革命家。所以我最終選擇了北大，選擇了教育救國的道路。令我慚愧的是，我對中山先生的理想和處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卻不能像當年那樣給他直接的幫助。中山先生也好像很體諒我的處境，雖然彼此常有書信往來，卻從來沒有佈置我做這做那。我惟一能做到的就是從培育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上，為將來那場偉大的政治革命提供人才和精神上的援助。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一想到這裡，我又為自己的無能而慚愧呢！”

8

、在老北京，人們習慣把京城西郊的群山稱之為西山。在那青山綠水間，處處可見古廟勝蹟，景色以清幽見長。一年四季，山色變幻莫測。秋天這裡是賞玩紅葉的好去處，而一到冬日，積雪凝素，又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霧雪”之美名。

暑假裡，滿山綠蔭間，隱約可見一支打著“北大西山旅行隊”旗號的隊伍在山巒間閃爍。前不久，蔡元培曾提議北京的六所大學一齊籌款，想在此處建造一座可供師生度假的“西山精舍”。今天，他按捺不住先組織了這次活動。讓那些整天埋頭書海面壁苦讀的學子們，如放歸的群鳥呼吸起大自然裡的活氣。

對這次活動，他與李辛白可是精心籌劃了很久。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旅遊，師生們借宿在西山臥佛寺的僧舍裡，既可透過集體生活融洽感情，交流思想，還安排了許多生動有趣的活動，像今天一早，旅行隊先來西山峽谷參觀了摩崖刻石，然後集體圍坐成一圈，聽蔡校長在習習清風中給大家講話。

蔡元培今天一反慣例，沒有作長篇大論。他顯得很輕鬆地朝同學們擺擺手，嘴角溜出一絲挺神秘的笑容：

“同學們！大家平時雖同在一校，但彼此並不十分相識。就算相識，也並不一定知道對方的家境。閱歷和志向。這次進山，我親自撰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