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債約2萬億美元，佔近四分之一。而且，從國債規模講，今天日本國債是GDP的170％，義大利、比利時國債都超過GDP的120％，美國國債是GDP的70％。這些國家沒有因高額國債或外債而產生金融危機、社會*，可是，1990年代的亞洲國家、1930…40年代的民國中國以及過去20年裡的拉美國家卻因國債、外債而頻繁出現危機和社會*，這是為什麼呢？

答案還在制度資本上，在對權力的制約以及政府預算過程是否透明上。實際上，不只是當今世界不同國家承受公債的能力千差萬別，即使回到歷史上也如此。比如，16、17世紀時荷蘭的國債比西班牙的高很多，1650年時荷蘭國債摺合人均公斤銀子而西班牙國債僅摺合人均公斤銀子　，但前者的國債利息在3％至5％之間，西班牙在16世紀要支付10％以上的利息，荷蘭沒有因這種國債而衰敗，而西班牙則從17世紀中葉開始衰落。18世紀中葉，英國的國債承受力也遠比法國高，前者的人均國債高於法國，但那種高負債不僅沒拖垮英國，反而是英國的國債利息只有法國的一半左右，讓英國不斷強盛。之所以英國（以及當年的荷蘭）的國債融資成本比法國的低一半，其證券市場也比法國更發達，根本原因與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後所鞏固的憲政制衡有關，那次革命之後英國王權受到議會的進一步制約，使國王不能隨意徵稅、不能侵犯私人財產，財產稅等只能由議會立法。由於議會更能代表社會的利益，並且其立法與決策過程也非常透明，這使證券投資者對政府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很願意買英國的國債，而且要求的利息（融資成本）也不高。相比之下，西班牙、法國的王權不受制約，國王的決策過程又不透明，多次對其國債賴賬、拖欠利息，這些都無法讓投資者對集權政府有信心，其結果可想而知。由此可見，一個國家是否能長久靠赤字加國債發展，跟其制度架構分不開。

我們可能會說，既然中國的制度問題以前就存在，而由赤字帶動增長的模式在以前20幾年成功了，那麼為什麼今後不能再繼續呢？——在經濟增長的初期，增長的確可以是粗放式、高資源消耗、低經濟回報，甚至可以充滿貪汙*，但不能總是靠修路、架橋、蓋大樓刺激增長，也不能指望社會對貪汙*總能承受。正如前面所說，如果政府投資回報長期低於公債利率，如果財政被長期用於揮霍性形象工程併為貪汙*提供基礎，那麼靠赤字或靠稅收支援的財政開支只會是無謂地燒錢，使中國的負債能力快速下降，帶來社會動盪。

因此，中國一方面應該減稅，至少應該控制稅負的增長，藏富於民，並同時進一步讓政府退出經濟，讓市場真正發揮作用，提高民間創業與投資的回報；另一方面可繼續依靠國債促進發展。但是，這兩方面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先行，否則財政赤字和國債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小，靠赤字發展就沒有希望。

金融市場的發展將最終打倒“孔家店”（1）

近幾年來，儒家文化再次成為熱門話題，這些討論不只是限於文化圈內，而是直接涉及到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生每週花多少時間讀經、多少時間學習現代知識的問題。此外，要求立儒學為國教的呼聲也不小，因此信不信儒學已不僅是個人的選擇問題，還是一個全社會以及整個國家的根本問題。實際上，一些新儒家學者聲稱要“以夏變夷”、“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國家已撥款數億在國外設立孔子學校，以具體行動在世界推廣儒家文化。中國這麼大，世界更大，做一些這類事情也未嘗不可。但是，其成效將如何則可能是另一回事。

那麼，文化到底是什麼東西？儒家文化為什麼會在中國出現？除了儒家外是否有別的更“好”的社會秩序安排？西方文明真的只是物質文明，而東方文明是更高尚的精神文明嗎？“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中國帶來了自由、*、法治的思想，讓中國走近世界一大步。但是，現在人們發現，在當年打倒“孔家店”後，今天似乎又要重建“孔家店”，這是怎麼回事？我們還缺少什麼才使個*利、個人自由難以紮根？

文化顯然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今天的中華文化跟漢朝的漢人文化、唐朝的唐人文化、宋朝明朝的中國文化、甚至民國時期的華人文化都不一樣，其他種族文化的動態變遷也大致如此。如果文化是不斷變化的，那麼是什麼在推動其變遷？為什麼有的文化內容經久不衰而有的則時過境遷即消失？這裡，我們試圖從金融學、經濟學的角度來回答這些問題，儘量從文化之外的視角來理解文化。我們會發現，文化內涵必然是因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