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至9日，是全國高考的日子。

高考是“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的簡稱，於1952年實行，於1965年廢除，於1977年恢復。是對華夏學生高中三年學業水平的一次總結，是一種相對公正、公平的人才選拔形式。

只是近幾年，華夏高考的參加人數不斷下降，今年已經降至912萬人。

雖然生源不停下降，但很多地方院校至今仍然在擴大招生規模。一些地方大學每年招生量動輒超過8000，甚至1萬。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地方高校的尷尬，即學校的運轉對學生學費的依賴程度過高，招生量決定了學校收入。

雖然官方一再強調，這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是計劃生育政策的直接影響所產生的必然現象。但卻無法掩蓋一下事實，大學的吸取力在下降，有人選擇了技校，有人選擇出國留學。

若將上大學當成是一項投資品的話，那學生就是熱錢。近些年，隨著大學生這個身份的貶值，這些“熱錢”開始尋求新的投資品，有能耐的流向了國外（初中生、高中生出國人數不斷攀升），沒能耐的選擇更加實惠的“藍翔技校”。

因此，生源的下降，實質是大學這個投資品吸取力下降的必然結果。

6月底，教育界還發生著另一件大事，又是一年“最難就業季”來臨，這一個月有約700萬大學生拿著畢業證離校。而如何消化這一大批的勞動力，成了社會一個大問題。

大學的文憑這一項投資品跟華夏的股市一樣，你投入了全家人的收入，四年後你發現賬戶虧損慘重。數萬華夏幣的投入，四年的青春，卻換不來一份相對體面的工作。

這種情況越演越烈，大學文憑早已經爛大街，被名校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

美好的總屬於過去，1977年恢復高考，27萬人上大學，如今卻700萬人。這明顯早已經是供大於求，理因走一條精品路線。可惜，現在的大學都只看招進來的數量，而不看送出去的質量。

正是因為如此，大家都期望能讓大學文憑增值，而不是成了爛大街的東西。華夏的教育早已經被人詬病已久，但卻遲遲不進行改革，的確讓人唏噓。

其實造成這一個問題的根源在於：教育部。

教育部完全控制著大學，大學的校長也是由教育部官員來擔當，學生的畢業證也來自於教育部。而教育部採用著“嚴進寬出”的政策，控量不控質。

這種現象跟華夏的股市很相似，股票上市之後，基本上就沒有退市的可能，就算是在垃圾，也能值幾個億。而華夏的大學生，只要進到校門口，哪怕天天玩遊戲你都可以拿到畢業證。

物競天澤，適者生存！

這個道理誰都明白，但教育部掌握下的高校，沒有道理實行這一套機制。他敢說有一半人不能拿到畢業證，那明年的高考人數保持從912萬減少到500萬。若發生這種現象，對普通高校是一場災難，對他們也是一種災難。

因此，我們需要借鑑一下國外的方式。

反觀國外的情況！

在外國，發畢業證的權力都是學校，教育部無權干涉。各個大學是獨立運營的個體，實行自主招生，對於在學校不學習的學生堅決淘汰。

英國各所大學的平均淘汰率也達到了8％…12％，而美國常青藤盟校等名校淘汰率平均都超過了20％，最高學府哈佛大學的淘汰率曾一度達到48％，也就是說，入學的學生會有一半因為學業成績不合格而畢不了業。

正是因為學校控制著畢業證的頒發，時刻檢驗著學生的質量，讓到學生自發地學習，以達到學校的要求而順利畢業。同樣地，經過這樣機率教育出來的學生，得到了企業的認可。有一些企業，更是跟一些名校進行長期合作，讓學生能輕易地找到工作。

南嶺學院，畢業季的最後一場招聘會：電商招聘會！

這個招聘會有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嫌疑，雖然打著“電商”的名頭，但是基本上沒什麼幾間真正搞電子商務企業的，反而保險公司、外貿公司隨處可見。

“呆子，要不要到我們公司，這裡招倉管很適合你，我幫你介紹一下？”學生會原副主席吳山河得意洋洋地走過來，打扮得人模狗樣，西服筆直，頭上的髮蠟估計估計蒼蠅地爬不住，個子不高，女生眼中的三等殘廢。

當初招聘方一看他是副會長，二話不說，就決定聘用了他。學生會就是一個小社會，在招聘方看來，能在那裡混得好的，想必這能力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