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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在秘密狀態下進行。一切都出乎想象地順利。在相關協議都簽好之後，仰融做出了一個讓他懊悔終生的決定。

仰融決定把羅孚專案放到浙江省的寧波市。很多年後，他都沒有把這個決策的真正動機對外透露。看上去，寧波是一個不錯的建廠選擇，有全國最好的深水大港，周邊的汽車配件企業眾多。市政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一次性批給華晨3000畝土地，出讓價一畝只有區區5萬元。在這位優秀的戰略構架師的算計中，招招精準，環環緊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齊備。只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點，東北方面的心態。

或許因為瀋陽政壇的變更，在遼寧省和瀋陽市政府看來，仰融這次是想“趁亂溜走”了。自金盃被救活之後，遼寧省就一直將汽車產業作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產業，瀋陽市也從來沒有放棄“中國的底特律”之夢，自然希望他把所有的資產和專案都放到瀋陽。

在過去的10年裡，他們對華晨有求必應，不遺餘力。可是，就在超速擴張的關頭，他卻趁“慕馬大案”的動盪之際調頭南下。這在東北官員看來，無異於背叛。

矛盾激化的另一個背景是，一向低調而神秘的仰融在2001年變得異常高調，開始頻頻接受記者的採訪，出現在各種財經類媒體的封面上。也許在他看來，華晨的宏大架構終於清晰，已經到了他應該站出來為偉大事業造勢亮相的時候了。在《福布斯》雜誌公佈的“中國富豪排行榜”上，他以70億元資產位列第三。 在此之前，除了汽車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象一夜而為天下所知。榜單設計者胡潤對他資產的計算，是以他在華晨中所佔的股權為依據的。他對此表示預設。於是，政府方面對他的質疑，便是從資產計算開始的。10年前那著“精妙之筆”終於露出了它猙獰的一面。政府方面認為，華晨絕對不是他的華晨。根據10年前的股權設計，中國金融教育發展基金會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會無疑是國有資產的代表者。

事實上，仰融對華晨的所有權一直耿耿於懷，其心態有過一段很微妙的變化。華晨在美國上市後的很長時間裡，他在公開場合都承認華晨是國有資產。隨著企業的不斷擴大，他的心態漸漸有了轉變。

2001年10月，在一次高層會議上，他突然提到“華晨的出身不好”，說：“什麼叫出身不好……當時很多事都說不清楚，直到今天，有些事我是否就有權利講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說不清楚”中，最讓他寢食難安的，應該還是華晨的產權歸屬問題。在隨後一次接受記者的採訪時，他明確地說：“企業不能長期這樣股權結構含混不清。歷史問題要有所了結，要奠定這個企業未來競爭力的基礎。而且這幫管理層跟了我10年，我應該對他們有所交代。我天天為股民考慮，為什麼我不能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組長考慮？”

於是，仰融其實對產權的“了結”已經有了全盤構想。第一步，他設計並構築了一個“資本的迷宮”。“華晨系”的100多家企業資產關係盤根錯節，互為關聯。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他一人而已。第二步，在寧波專案中埋下伏筆。他將華晨集團旗下的君安投資、珠海華晨、正通控股、正運實業及瀋陽金盃等的股權進行了多重置換，最終在寧波註冊成立了一個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國正通控股公司。它將成為華晨與羅孚合資的中方母體。同時，他在華晨集團內組建了職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職工入股發起，在由中國正通投資公司與後者進行某種方式的股權交換。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仰融：在“資本迷宮”裡走失（7）

這樣，一個產權清晰的“新華晨”就誕生了。未來，如果瀋陽金盃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棄之不要，在寧波羅孚專案上換殼重生。第三步，他開始與政府洽談基金會問題。他認為，基金會只是為了上市而設計的一個“殼”，當年的國有投資僅10萬元而已，後來國家就再沒有一分錢的投資。因此，國有資產在華晨中所佔的比例最多不能超過30％。

仰融認為自己算度精準，前可進，後可退，百密而無一疏，沒有人可能從他手中把“金盃”奪走。但是，他惟一沒有算計到的是，如果對方寧願把“金盃”砸掉也不肯給他呢？

拉鋸式的談判在2002年春節後破裂。這時候，華晨各項業務的進展已經將雙方逼到了必須攤牌的地步。

“中華”轎車自2年前下線以來，已經完成了規模化批次生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