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罪，不得欺隱。聖旨到了寧波府，寧波知府段光清馬上召集與此事相干的紳士們，商議如何回覆旨意。一位叫董沛的紳士從容說道：“這不難回覆。商人拿自己的錢購買輪船以保護商船，這是官府不能禁止的。船是建造於西洋的，是西洋船，但它賣給了商人，就是一條商船。官府發給商船護運執照，是按律例的，不管這船是誰造的，來自何處。”段光清一聽十分有理，就照此話回奏浙江巡撫何桂清。何桂清也覺得有理，便照此上奏朝廷，咸豐帝閱此奏章，龍顏沒有再一次大怒，只是硃批三字：“知道了。”於是此事就擱下不問，不了了之了。

咸豐皇帝為什麼會做出如此舉動呢？

眾所周知，咸豐是一個不太走運的皇帝。自他1851年剛登上龍椅，便聽到了一個讓他焦頭爛額的名字：洪秀全。

自從四年前太平軍起事後，舉國為之動盪，南方更是被太平軍攻城掠地，勢如破竹，南京早已在兩年前被攻陷，成了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上海也曾為小刀會所據。南方的戰亂，又加之黃河的決堤，使得關乎國家生存命脈的內河漕運完全阻斷，朝廷就要斷糧了。而正是寧波商人的船隊，從海路為京師運輸了大量的糧食。何為漕運？漕運是指歷代將所徵糧食由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漕糧是供應官吏和軍隊的口糧。漕運始於秦始皇，自古有之。有清一代顯得更為突出。浙江素稱魚米之鄉，所擔負的漕運任務自然繁重。在19世紀50年代，浙江“正耗漕米為100多萬石”，而在當時，全國漕糧是400多萬石，浙江一省就要佔全國漕糧的四分之一。浙江的漕米以前是透過大運河運送的，而從1851年太平天國起事後，內河漕運已經阻斷，於是，戶部仿效元朝，改內河漕運為海運。

自古便有海運傳統的寧波商船，便成了漕運的主力。航運業是寧波人主要的也是最擅長的經營行業之一。寧波人有著從事沙船、帆船運輸的有利條件。寧波地處浙東沿海，優良的港口條件和內河外海的便利交通，使寧波造船業一貫發達。“造小船一隻，只需數金，鄞、鎮沿海之民，稍有本力者，一家自數只、數十隻不等。自清代以來，寧波便形成了海上運輸的兩大船幫：“南號”和“北號”。當時由鎮海出口，由定海而南下，則為南洋，由定海而北上，則為北洋。南號商船隻走南洋，北號商船隻走北洋。南號船幫最初主要由福建、廣東在寧波的商人組成，採購福建木材，從事貿易。北號最初則由江蘇、山東在寧波的商人組成，採購山東特產棗、豆、油等。道光年間，寧波港出現了繁榮勢頭，商業船幫總數不下六、七十家，約有大小海船400艘。五口通商後，外國航運勢力大舉入侵中國，輪船排擠帆船，到了1850年，南北號商行只剩下20多戶，木帆船100餘艘。正當寧波的船主們愁苦不已的時候，商機到了。浙江漕運改為海運了。商人們抓住機會，迅速修造船隻，木帆船大量增加，呈現興旺景象。1853年，浙東首次海運漕米入津。寧波300多艘沙船、衛船中的180艘被僱傭運送漕糧，其中北號一個商行能單獨派出6艘船以上的就有11家。當年便由鄞縣、鎮海、慈溪三邑九戶北號船商捐資10萬，在寧波江東木行路建成了“輝煌煊赫，為一邑建築之冠”的甬東天后宮和慶安會館。這是北號商船幫事業發達的象徵。“北號商家自置海船，大商一家十餘號，中商一家七八號，小商一家二三號。”應付官差的辦法是：“由商自派，以三股之二當差，以一股自留運貨。”咸豐年間，寧波南北號商船達到了鼎盛，擁有海船不下六七百艘，加之其他商號的船隻，當時寧波以北沿海航運的土著船隻在3000艘以上。如此興旺的財運，讓寧波船商們欣喜不已。可是，隨之一個令人恐懼的攔路虎猙獰地出現了，張開血盆大口，要吞噬了他們的金錢，甚至生命。這個讓寧波船商寢食不安的惡夢，就是海盜。

早在宋代，東南海洋便為“海寇之淵藪”，海上“盜賊嘯聚”，“蓋常有之”。寧波也多為海盜荼毒。明代寧波沿海更有倭寇肆虐。清代到了咸豐初，太平軍起義，朝廷官員忙於內地的防剿，無瑕顧及沿海，海盜復又蜂起。海盜“自咸豐初年，即遊弈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制。”當時洋麵海盜猖獗，上面命令水師護送商船出洋，駐在鎮海口的清軍水師畏懼不出。當地官員早已看透了腐敗無能的清軍水師，他們根本不是驍勇善戰的海盜的對手，於是就僱傭招安的廣東籍海盜來剿捕海盜，後又僱傭葡萄牙人剿滅海盜。隨後美國、荷蘭、英國等國水手也相繼受僱。1854年，被奪走生計的廣東艇的海盜脾氣終於忍不住了，他們和洋人大動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