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利益，往往結幫成夥，武裝保護自己，或僱請軍隊、會黨幫助。

武裝走私販煙，最早是請鏢局保護運送的。“清時，甘新道上關山重疊，商旅不便，有所謂‘保鏢局’者，應運而興，專以保護商旅為業，凡由內地解往新疆的餉銀、商貨，都由他們護運。這時，商人為了所販煙土安全，亦僱傭鏢局的鏢車為之護運。鏢局護運時，由商人將煙土封箱點交與鏢局，按箱付給保鏢費後，徑由鏢局的鏢車起運，到指定地點再由鏢局點交與商戶。鏢車一次出動十輛，由鏢客多人，荷槍佩刀，插旗呼嘯而行。”（聶豐年等：《鴉片為禍甘肅的回憶》，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鏢局是冷兵器時代的產物，隨著現代熱兵器的廣泛採用，長槍、短槍代替了習武的把式，鏢局也就逐漸消亡。此時，鴉片商人運送煙土，為了對抗官府的圍追堵截，為了對付土匪強盜的搶劫，為了偷逃漏稅，往往結成商幫，武裝起來，攜帶長槍、短槍，保衛自己；或者請軍隊保護，與地方軍閥勾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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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和武裝販運（4）

在寧夏的吳忠地區，鴉片販子僱傭亡命之徒，購買槍支彈藥，組織成馬幫，結夥從吳忠地區往包頭販運煙土。這就是廣佈於西北地區的馬幫土客。這些亡命之徒，多是當地貧苦無靠、無以為生的人，但自幼習騎馬，會打槍，不怕死，於是為人僱傭，做起了馬客。大煙商為他們提供快馬好槍（一般是捷克式長槍），交給他們去包頭兌換黃金的煙土，返回吳忠後得到煙土約三四十兩作為佣金。當時吳忠的馬幫很多，多達幾十幫，每幫人數不等，少者六七人，多者百餘人。

幫有幫頭，多是由熟悉往返路線、驍勇善戰，有指揮組織能力的人擔任。如當時（民國年間）靈武的查克連、吳忠的馬萬良、南鄉馬萬貞等人，都是有名的幫頭。幫頭是一幫的指揮者和決策人，一般攜帶長槍、短槍各一支，其佣金高於一般馬客十兩左右煙土。誰僱誰付，隨幫的“土客”不分攤。

每次馬幫從吳忠出發，幫頭將出發的時間和會合地點暗中通知隨幫的土客。但常有聞訊而至的並不認識的土客自動加入。因此，出發時一般為二十餘人，一路上不斷有人加入，至包頭時往往上百人左右。

土客馬幫在長途販運煙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成文的幫規：①絕對服從幫頭指揮，不得擅自獨立行動；②“土客”之間不準暴露各自的僱主姓名、住址和馱貨量；③遇有不測，丟貨不丟槍；④幫頭指揮分散突圍，再次匯合時揚土為號；⑤若被官方逮捕，至死不出賣僱主和同夥。

土客馬幫雖然攜帶長短武器，然而他們卻小心謹慎，儘量不與當時的緝私部隊發生武裝衝突。為了安全起見，避免正面接觸哨卡，他們多沿原商路左右穿插而行，按土客馬幫的行話是“走路不捨路，舍路不離路”。如在途經有緝私部隊的新召哨卡以南縱向地帶時，土客馬幫晝伏夜出，看東北方向的亮星走，不至於迷路。新召以北至包頭，有蒙軍駐守，土客馬幫則給他們一點好處，就可以安全透過。萬一同緝私隊發生槍戰，土客馬幫也不願與他們結下深仇，只打馬蹄不打人，或槍打指揮軍官，便於乘亂逃跑。如1944年吳忠土客馬幫與馬家軍騎兵保安隊遭遇，馬幫開槍打死了保安隊連長後，乘混亂之際逃走。

在雲南，1917年以後，鴉片煙的價格上漲，販運煙土有厚利可圖。於是地主惡霸或與軍閥有勾結的奸商，就乘機組織武裝，前往邊區產煙的地方去販運。這種組織，就叫煙幫。這種煙幫很多，如元江的迤薩幫，景東的貓街幫等，都是有名的煙幫。煙幫大小不等，大的有幾百人，他們各攜快槍利械，趕著馬匹、騾子等牲口，帶著糧食，專走偏僻小路或晝伏夜行，儘量躲過緝私部隊的查獲。萬一遇著了軍隊查緝，煙幫就要抵抗；遇著土匪攔劫，他也要抵抗。至於各縣的民團，由於力量弱，根本不敢過問煙幫之事。煙幫中有這樣的口號：“典田賣地，將本求利，有人擋著，人頭落地。”從口號上看，是很有玩命精神的。煙幫返回後，將其攜帶的煙土化整為零，分散潛藏起來，再陸續售出，獲利很多，其勢力就更為雄厚了。

1918年雲南軍閥唐繼堯派警察廳長秦光第帶兵一團查緝煙幫。在順寧、雲縣交界地方遇上了馬姓煙幫。雙方發生了槍戰，煙幫武器、人數不如軍隊，但憑有利地形，負隅頑抗，使雙方互有死傷。對峙多日後，煙幫彈盡糧絕，被迫屈服，交出了一半的煙土和槍械，另賠償五百元的銀幣，才算了事。

在湖北宜賓，每當煙會結束後，一些中小煙販，常常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