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說一句，當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負責人，就是鄧公他老人家。

然而

儘管中國已經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開放面臨重重問題。中國的辦事規則和西方的貿易規則互不熟悉，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還有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對直接來自西方的人員、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

種種麻煩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江崛起的條件香江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江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香江人也熟悉西方，畢竟是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這個有利條件讓香江迅速獲得了中國內地同西方間經貿往來的中轉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江同時也還充當了中國內地與臺彎之間的聯絡橋樑從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內地與臺彎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江轉道。

數量巨大的轉口貿易讓香江一舉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隨之建立起來的還有金融中心，這一點同樣得益與中國市場來自西方世界的資金要流入中國內地，同樣需要一個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臺北、新加坡、甚至於吉隆坡也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質上講就是它們背後缺乏一個足夠吸納大量資金的市場。

可是到了現如今，尤其是今後香江迴歸以後，這種有利地位開始日漸褪色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臺彎地區的聯絡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麼為什麼還要走香江繞道？

香江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從根本上講，來源於東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

這是一個暫時現象而非永久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