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歷史家責難宮廷之生活侈糜。當安祿山南驅而進之日，西安與洛陽間各倉庫物資充實。皇宮之浮華更為人指責。我們批閱當日資料，看到西安每逢節日，宮女拔河多至數千人。雖在公元8世紀，生活優越的女性，眼眶上著色有如今日所謂眼影。各種畫幅及模型證實她們穿著印花的絲織品，作馬球戲，演奏室內音樂。無可懷疑的，她們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義者不難指出，如此之花費早應用於國防。可是在我們聽來這樣的建議等於令紐約交響樂團和大都會歌劇封閉，以便使越南戰事獲勝。縱使這樣的建議得以透過，亦無適當之交納系統，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資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國君為李隆基，武后之孫。當時他已近72歲，在位43年。他所寵愛的楊貴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餘年，兩人都好音樂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動。他們的故事有一段傳奇而間常為激動所衝破。他們每年一度往華清地過冬，自此之後給了當處旅遊之地增加了一種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節更為複雜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貴妃之從兄楊國忠為相，他始終說安祿山有反叛的趨向，傳統史家稱安祿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祿山之叛

安祿山系邊防一位混血的將領。他生長於今日之熱河，在唐時屬於國防邊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場合之中任翻譯，後來加入邊防軍的雜牌部隊而以才能獲得迅速的升遷。一位巡視的欽差將他的經歷報告皇帝，公元743年他來到西安，為皇帝所召見。自此之後他有了將領的身份，一身而兼三個地方節度使，總攬境內文武諸事。過去的史書攻擊當日政策之錯誤，均竭盡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權倒置之患昧。可是從歷史上的證據仔細檢討，我們已可看出，當同邊區之經營需要在當地各處不斷的調整，已不能由中樞一種官僚組織監督。

公元8世紀草原地帶出現無數好戰的部落，簡概說來，符合拉鐵摩爾所謂草原地帶的迴圈性乃是中國內地迴圈性的副產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國自統一趨向分裂，草原地帶諸部落則反其道而行。可是從我們所考慮的史蹟看來，則表現著當唐朝一心開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時候，北方邊境的情形更對武裝的遊牧者有利。自武則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國對邊境的政策大致上出於被動。偶爾中國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現，戰勝取功，恢復了業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業路線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暫時平壓下來。然則這段期間中國方面也有嚴重的失敗。況且每次交鋒之後，仍用和親納貢的方式結束。這幾十年內未曾有過一次殲滅戰的出擊，又沒有大規模全面攻勢，也缺乏永久性的規劃。只是我們也要承認，在這時代採取以上諸步驟並不適合於大局。

李隆基長期御宇的時間內，邊防有了改組。表面上看來，全國防線有兵員近50萬人，馬8萬匹。向前方供應的穀米和布匹也有了增進。但是從檔案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來，前方實情與送達國都西安的報告已產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數字是否確實至為可疑。當中更令人懷疑的則是：縱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其防禦線上各點分割而固結，在很多地方，仍難於對付遊牧民族機動的騎兵。

當安祿山成為問題的時候，國防線之東北角成為高麗人、契丹人和另一種突厥語系的奚人（Tatabi）進出的場所，當地人口五花八門，情況則帶流動性。經濟發展的情形尚缺乏官方的調查，遑論由政府管制。各地方的將領只能相機地使其麾下得到必要的供應，通常與附近的部落民族打交道以達到目的。像安祿山這樣的人物，既通數種語言而又機警，實為宮裡亟待借重管理邊區的人才。事實上安也不是唯一的蕃將。並且在安祿山叛變敉平之後，唐朝仍繼續使用這樣少數民族的將領。有了這些事實作背景，我們不難斷言安祿山白手起家。以對朝廷之忠順作代價鬻得節度使的官職。他對西安的孝順包括對皇帝本身的奉獻，可以證明此語非虛。

當然這和朝代初年相比，不是一種令人振奮的氣象。試想當初均田制已實施有時，府兵也能達成任務，全國表現一種粗線條，卻又實在的派頭。當大唐帝國的威信為遠近懾服之際，只要讓所徵之兵開赴前方邊鎮，已足使好戰的部落不敢不三思而後行。

於今則除了龐大的軍事預算之外，邊防將領又從傭兵出身，他們的任務職業化，如此一來，全部發展和文官組織大相徑庭。而後者仍是堅決的站在平衡與對稱的立場，雖說因著局勢之變化，文官組織內的成員也早已經有了各色各樣的衝突與傾軋。

朝代的弱點全部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