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第二，當王東公調任湖南主席，萬武樵（耀煌）先生接任湖北，我提出辭呈，並面報武公表示堅決。武公向委員長報告時，委座說：“此人我知道很好，可留任，其餘各廳處可隨便更換。”當武公歸來告訴我經過時，使我對委座成全支援的德意，又增一層不可磨滅的感戴！他除當財政廳長外，也兼任省銀行董事與總經理。他與湖北人相處得很好，在近三年的任職中，“與議會也相處得不錯。第一月初到差時，曾遭若干位圍攻炮轟，以後他們知道了我的工作與生活情形，從不曾再對我有不禮貌言詞，有時且替我辯護”。［按：先父由重慶去湖北任職時，途中被匪搶掠，可能是民國史上被土匪打劫的最高現任官員，在“土匪史”上亦留有記錄：“湖北省新任財政廳長吳嵩慶等的專車行至川東武隆白馬山，被貴州道真王懷瑾匪夥攔劫，並綁走數人為質，吆嚇官方……”（《中國土匪》，2008）］

先父當了近三年的湖北財政廳長，筆者曾記下：他依然是兩袖清風，家庭經濟上並沒有什麼改善，武昌的大雪天裡，我們這些小孩還是穿著母親親手納底的棉鞋，雪地裡一走，都溼透了，一個冬天，雙腳一定生凍瘡。念小學三年級時我與當時一位主席的公子同校，記得那時他是學校的明星，周圍都圍著捧月的眾星。有一個鏡頭印在我腦海中，至今如在眼前，就是他小手腕上那隻圓形的大表！到筆者有一隻表時，已是十餘年以後了。多年後讀到一則新聞，說是某夫人因為兒子在美國並不是太得意，只好一人返回臺灣養老，大嘆美國居不易。不知她的那位公子是否就是在武昌校園裡曾見到過的少年同學，真是人生如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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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財務署長管內戰軍費（信任而不“親”）

到1947年底，父親又被召回軍中，擔任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長，這是美國顧問建議的，將國防部改組，實施新編制，將聯勤總部的財務署劃歸主計系統。那時的行政院主計長徐堪（字可亭，屬張群的政學系，1949年1月出任財政部長）向國防部長白崇禧推薦先父出任。白說：“他是我北伐時的老部下，當然歡迎。”先父是蔣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是福是禍尤未可知，就趕上國共內戰，將蔣託付央行的大部分資金帶到臺灣。從此工作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蔣總統的“託金”重任之後，更是忙得全國到處飛。曾計算過，在這年5月裡，不到四個星期，他就乘坐了14次飛機。要知道，這些飛機都是“二戰”的剩餘物資，戰亂中飛機保養更是不足，為了趕時間，只要加滿了油就飛。在這之前兩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來三架民航機，不到一個月後在上海與重慶又掉下來三架，多半是天氣與保養的問題。那時節飛機出意外的機會真是不低，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上了飛機就可呼呼大睡的，為了“公”就顧不了自己的安全了。

5月15日，他奉命飛上海，安排第四批黃金運臺，次日碰到老上司周至柔（空軍總司令）與蔣經國，在辦這件公事時：周囑速送眷赴臺，因川沙（在上海市南面15裡海邊）已陷也，回告妻兒（作者是幼子，也在裡面），均願赴臺，因託仲謀洽機，餘赴央行洽事，一時半回，則室已空。因趕往機場送行，俟三時起飛後回。顯然先父這次來滬跟提出央行最後這第四批金銀作軍費有關，也因為這一偶然的機會碰到了周總司令，使包括當時在上海念小學的筆者在內的部分家屬才得以“脫離虎口”。先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王東原將軍評父親的話）也未免太過分了。以他當時總管軍費、掌握實權的“通天”人物，安排家屬“早離危地”，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他竟然要周至柔去提醒，去催促他送家眷赴臺，似乎有點不可思議。上海是5月27日解放的。事後，父親也覺得“……事之緣，信有之，如非此次偶然公差赴滬，則此次上海失守，眷必陷於彼矣！”（這是他5月28日於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廣州記下的，同時也提到兩週來他體重掉了11磅，並於前一日昏倒過。）

1949年12月7日是先父在國共內戰期間在大陸的最後一日，以後他工作的重點就只在金馬臺澎了。

在臺灣的工作（1）

1949年底，先父乘載臺北運成都5萬兩黃金的回程機，帶領幾位共危難的同事，包括董德成、葉良光等，飛到臺灣。這些人，從另一立場看，都是國民黨最反動的頑固派了。事實上，他們都是奉公守法、勤勤懇懇的公務員。到了臺灣，在兩蔣的領導下，與臺灣百姓齊心把臺灣建設成令人稱羨的“亞洲四小龍”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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