齡，那是不公平的”。

上海的屠殺引起了國民黨左派和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的極大義憤，他們試圖使蔣名譽掃地。

1927年4月17日，在武漢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中央執行委員會透過了一項決議，列舉了蔣介石的十二條罪行——其中包括對人民的屠殺和對黨派活動的壓制。蔣被開除出黨並被解除了所有職務。

逮捕蔣的通輯令也釋出下來了，目的是“按照鎮壓反革命的法令對其進行懲罰”，甚至他的頭也被估了價，而且是兩種標價：抓到活的賞25萬兩銀子，抓到死的則為10萬兩。

難道左派真的以為蔣介石會就此罷休且大勢已去了嗎？如果他們真的這樣想的話，那就太低估他了。

在蔣的主持下，國民黨右翼領袖從15日起便在南京召開會議。

那天夜裡，在蔣的命令下，警察和軍隊包圍了設在廣州的工會和國民黨的辦事處。所有的蘇聯顧問都被拘留起來，共抓了2000人左右。幾名黃埔軍校學員和一些女學生被處決。蔣還命令，所有逃跑的共產黨員必須在10天期限內自首，否則一律處以死刑。

18日，就是武漢方面懸賞捉拿蔣的第二天，他宣佈了他的答覆：“在南京建立一個對立的政府。”那天，站在他身邊的是胡漢民。

在冗長的宣告中，蔣介石重申了孫博士的三民主義，號召與共產主義徹底決裂。“如果我們允許他們那可怕的政見蔓延，”他說，“一切都將成為泡影。”

一週之後，即25日，30萬人在武昌集會，聲討蔣介石及其政府。中國又回到了最嚴重的混亂狀態，如同1911年推翻清王朝後的中國局勢一樣。兩個政府都宣稱其革命合法並繼承了孫中山的遺志。在北方，張作霖大權在握，仍自行其是。

共產黨此刻也到了危急關頭。他們是應該利用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使左派捲入這場暴力鬥爭呢？還是應等待時機並繼續維護黨派聯盟？共產黨內部也產生了分歧。

1927年4月27日，80名代表——代表著5。8萬名共產黨員，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在一項決議中，決定剝奪共產黨控制區內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財產。但對屬於民族主義軍隊官員的土地則給予特別的豁免。

在長沙，一群共產黨員已在城市和鄉村積極行動起來，地方軍的指揮官逮捕並處決了近百名“鬧事者”，一些領導人及時地逃過了逮捕。他們當中的劉少奇，後來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北方戰爭又開始了。4月24日，蔣介石主持召開海軍和陸軍會議，決定重新開始北伐。然而幾乎是同時，南京方面發現武漢政權也有同樣的打算，於是，北伐再次擱淺。

武漢的軍隊開始向南京挺進，南京的軍隊亦向武漢開拔。

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將軍似乎意識到這是一個機會，趁機佔領了隴海線的東段。這樣一來，汪的北方便受到了側翼包圍，而南方則將了對方。

這一局面是很僵的，而這一僵局只有馮玉祥才能打破。無論是汪精衛還是蔣介石，離開了馮玉祥，誰都束手無策。於是，二人都改變了策略。

在這一關頭，蔣介石碰到了好運。斯大林的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M。N。羅易給汪精衛看了一份來自莫斯科的電報，電報上明確聲稱共產黨要接管政權。羅易顯然希望汪能夠對如此廣闊的革命前景和美好的未來而高興，並與共產黨攜手並進，但是，這份電報反而使汪感到焦慮。因為在他看來，與共產黨合作註定要失敗（正如蔣一貫堅持的主張一樣）。

江與他的左翼同事都很憂慮，他們把希望寄託在馮玉祥身上，希望他能想出個辦法。馮請汪和其他左翼領袖來鄭州商量。

會談從1927年6月10日開始，持續了三天。武漢方面的領導人對馮玉祥作了一些邊界上的讓步，但實際上只是空頭支票。

隨後，馮玉祥於19日到東部的徐州與蔣介石會晤。兩天以後，兩人達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這便意味著馮已決定支援蔣，並向汪精衛施加壓力。21日，馮給汪拍了一份電報，敦促他立即釋放在押的鮑羅廷，並說武漢方面的官員，有意者可以加入南京國民政府。他還補充說，無意加入者應利用這一時機去外國訪問。

汪對蔣仍待有敵意，但是力量的平衡現已發生了不利於汪的傾斜。7月15日，汪決定反共，16日，下令屠殺共產黨人。

羅易已於3日離開，鮑羅廷是在27日離開的。

加倫來到上海向蔣告別。儘管他被任命為武漢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