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鄧希賢調任農業部林業局局長，到了襄陽報道，很快就去了綏遠。

環境所併入了國土資源部，因為大資源的概念，空氣、水源、森林、草地、農田、礦產都是國家資源。國土資源管理員全部歸了這個部，實際上成了一個強力部門，排在國家安全部的後面。

林業分開了，護林人屬管理局劃歸資源部，林場伐木工人和相關加工業才屬於大農業部下面的林業局管。牧業和漁業都是如此。只有農田是完全屬於農業部管轄的。

第二十一章　發展是最好的反擊

北京，如果說不受西方資本思想的影響那是不可能，畢竟美國在北大和清華，南開等大學經營已經很長時間了。

雖然北京的大學和新民大學等其他大學交流比較多，在北京被閒置的時期，這些學校的學生們對維護城市執行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但是有些思想觀念也因為保留了下來。比如所謂現代工業管理制度，利潤至上的管理思想，發展經濟為第一要務的經營思想非常濃重。

鄧希賢在治理北京時，應該說很堅決、很完美地執行了中央的決策。北京基本回到了它本來應該有的定位。不過他還是受到了一些影響，比如他反對把在北京的各部分沿著京津交通系統沿線進行佈置，認為應該集中在紫禁城附近進行佈置，以方便協調。認為了不起重新修建一條道路啊各部位串聯起來。

可是毛石山卻不同意。毛石山認為部門協調在現在方便的交通系統和通訊系統的情況下，協不協調是部門負責人想不想協調的問題。不想協調，各自為政的還是會各自為政。這與是不是在一起辦公無關，而和人的思想有關。分散佈置，還有個好處就是逼著各部委要到老百姓那裡多做調查研究，只有多走多看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職責。要是和封建社會一樣一心只讀聖賢書，到了京城就不想出來，就要享福，那就不是**了。官僚主義，本本主義，八股文還是會出現。

所以他堅決支援張春提出來分散配置的決定。

由於交通系統的修建，總是想方設法躲開農田和可耕地，所以都是在丘陵和山區穿行。這導致國家部委也都修建在這些山坡上。好處就是，官員的家庭不會耽誤分配土地，出門去哪裡十分方便。

官員的家庭也得種田，官員的工資可不保證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的生活。事實上，工人的工資也不高。

各部委當然不會單獨建設，它的周邊通常包圍著學校和研究所。因為他們也需要智囊團和研究機構來為他們的決策作為支撐。所以這種佈局將北京的學校也直接拉開距離。迫使這些大學不再是高等院校。而是一個基礎和普通院校。北大和清華均免不了這個命運。要想繼續有所作為，下基層研究吧，不然那些研究所你根本進不去。

從這些部門建設的開始，大部分工作人員都去了基層，官越大，在基層的時間也越多。當這些人回來，召集相關人員開會時。多半事情已經有了決定。

所以商人捐客投機客們想要打通關節，基本沒有多少可能。最關鍵的是。所有的官員的任職和調職都很快，他們退休後都變成了教授，打通關節的成本非常之高。

他們習慣的官僚系統崩潰了，茫然找不到著落。

陳布雷就是其中的一個：“學會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沒有了帝王，恐怕沒有我們的活路了。”

大部分文人幾乎都是這樣想的，當年他們只要讀好四書五經，就能出人頭地。但是現在不行了。現在不是沒有文藝家，但是他們都在農村和鄉下給老百姓服務。所謂的書法家，也不過就是給老百姓寫對聯的。何況年輕人不喜歡規規矩矩的書法，他們狂放無忌，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畫家？似乎都拿起了照相機和攝影機。演員也在消失之中，他們多半做了紀錄片的編輯和記者。與英國和美國不同，這裡科教片和紀錄片盛行。故事片快絕跡了。

很多小說家，比如周樹人，他現在是一個心理學醫生。幾乎不寫小說了。因為中國的學生不喜歡小說，偶爾寫點小詩的風氣越演越烈，他們認為編故事太無聊了。

文人們失去了話語權，所以很多都往馬來跑。

政治協商會議上，文藝界的意見被佔據了大多數席位的年輕人給否了。而中國的國號，居然就叫中國。什麼中華帝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等國號，都給否掉了。嫌麻煩。

這是什麼理由？但是就是透過了，就叫中國。

而馬來，孫科成為了中華民國總統。宣稱是中國的正統，絕大多數的舊文人都去了馬來，包括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