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回，約需二十日左右。鑑於如此長的往返時間，宋高宗在手詔中也曾說“朕不可以遙度”、“兵難遙度”等語。但是，為了貫徹他的意圖，有時又非“遙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虛制止岳飛出師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飛在攻佔蔡州和淮寧府後，於閏六月底終止軍事行動，“輕騎一來相見”。岳飛卻繼續提兵北上，長驅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檜惶惶不可終日。

宋高宗對戰爭前途心存兩怕，一怕全勝，二怕大敗。如果全勝，則武將兵多、功高而權重，會威脅皇權。儘管岳飛再三真心誠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後要解甲退隱，宋高宗總是疑神疑鬼。在他看來，岳飛紹興七年自行解職，奏請建儲等事，不是證明岳飛居心叵測嗎？倘若大敗，則宋高宗有可能成為階下之囚，欲為臨安布衣而不可得。紹興元年以來宋軍的多次勝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敵頑症，他始終對金方的力量估計過高，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低。岳家軍節節推進，宋高宗在深宮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詔中再三叮嚀岳飛，要避免與完顏兀朮（宗弼）大軍決戰，“全軍為上”，“佔穩自固”，“必保萬全”。

秦檜身為奸細，與抗金事業勢不兩立。然而兩個多月以來，各戰場傳來的是或大或小的捷報，而無敗報，這使他更急於要從中破壞。秦檜搗鬼有術，然亦有限，單憑他以三省、樞密院的省札發號施令，對岳飛、韓世忠等官高權重的將帥並無多大約束力。根據若干年來形成的慣例，惟有宋高宗的親筆手詔，才對將帥們具有更大的約束力；而宋高宗手詔也並非他個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執大臣一起商量，並由他們為之起草。

到七月上旬，秦檜對各戰場動態有一個基本瞭解。宋、金兩軍在東部和西部戰場處於拉鋸或膠著狀態，進展不大。中部戰場的張俊已經撤軍，惟獨岳家軍卻長驅猛進，攻勢凌厲。顯然，對金戰局的成敗，繫於岳家軍之進退。秦檜看準時機，也透徹地瞭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師的建議，理由是岳飛“孤軍不可留”。他還唆使殿中侍御史羅汝楫上奏說：

“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飛若深入，豈不危也！願陛下降詔，且令班師。”

班師，一不至於大敗，二不至於全勝，正中宋高宗下懷。於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後，即與郾城之戰大致同時，發出了第一道班師詔。

岳飛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戰前夕，上奏報告梁興、董榮、趙俊、喬握堅等部的勝利，並說：

“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眾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卻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

此奏一去十餘日，並無一兵一卒進援的訊息。待熬過郾城和潁昌兩次苦戰後，卻盼到一道班師詔，時值十八日，即張憲進行臨潁之戰的當天。岳飛不願，不忍，也不肯捨棄行將到手的勝果，他沒有下令終止向開封府的進軍，而是寫了一封“言詞激切”的奏章，反對“措置班師”，他說：

“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隔了兩三日，大軍前鋒已進抵朱仙鎮，而岳飛卻在一天之內，接連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遞發的班師詔。這十二道詔旨全是措辭嚴峻、不容改變的急令：大軍班師回鄂州，岳飛本人去“行在”臨安府朝見皇帝。宋高宗發詔的時間，大約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復西京河南府捷報之時，就急忙作出喪心病狂的決定。

岳飛遭受了紹興七年以來的又一次政治、打擊，而這次打擊的分量要沉重得多。這個敢於藐視刀光、斜睨劍影的大丈夫，不禁悲憤地啜泣起來，他面東朝“行在”臨安府的方向再拜，說：“臣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

岳飛終於領悟到一條真理，朝廷是決不允許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決定，下令班師。

撤軍令自然嚴重地影響了岳家軍的軍心和士氣。原來將士們與家屬相約，不破金軍不團圓，如今卻功敗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見人。岳飛看到自己這支在強敵面前不屈不撓、毫無愧色的雄師，居然變得行伍不整，“旗靡轍亂”，真是心如刀割，半天不說一句話，最後，他長嘆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