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收入尚不及美國的4分之1，美國的城市化比例是50%，而我國是37。5%，目前我國尚有近4億農民，他們的人均年收入不超過500元，這意味著在我國，尚存在著4億相對貧困的人群！”

許永成的語氣仍然像先前一般的平靜，但眉間卻帶著一絲愁意。

“過去我們耗費了數十億元，賄賂官員、買通海關、勾結當權者，所開拓海外市場和資源，所得到的是什麼？現在你也看到了不是嗎？戰爭還沒爆發，他們就可以凍結我們的資產，我們用金錢構建的命脈和市場始終在外國人的掌握中，這就是您言中我們所擁有的世界不是嗎？”

此時身為華俄銀行經濟顧問的許永成的並沒有理會蕭克林面色中的不快，對於這些猶太人而言，他們的眼中所看到的只有金錢和利益，他們的身上沒有中國實業金融家身上所特有的那種社會責任感，除去對財富的追求，絕大多數中國的實業家、金融家不會忘記自己是中國人，愛國是高於其它的責任。正是對國家和社會責任感，令中國實業金融界願意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吃虧”之舉。

“實際上，現在我們的市場已經接近飽合，即便是我們再進一步開拓我們的國內外市場，我們仍不可能保持像過去一般的高速發展勢頭，經濟危機發生後，幾乎各國都將殖民地和其勢力範圍視為商品傾銷地，實際上早在經濟危機前，我們的國外市場已經開始趨於縮小。儘管經濟危機後，我們拼命對外擴張，大量增加商品輸出，但是對於我們而言，貿易擴張的美好時代，早就已經消失了。即便是在上次戰爭結束前後十年間，由於我們過去實行的是多出口工業品、多進口原料、少進口工業品的貿易政策，西歐等國不能獲得足夠華元貸款和黃金，來繼續支付大量我國商品的進口，這成為我國海外貿易擴張的最大的障礙。以後，隨著西歐各國經濟的恢復，國際市場上的競爭重新加劇，列強紛紛加大對殖民地市的控制，這一切都使得我們的國外市場日趨萎縮。早在共18年初起，我國的出口便開始下降，出口佔國內生產的比重，從共年17年的23。7％，下降到29年的8。6％。我們生產有了擴大，而其中輸出到國外市場的部分，不僅不能保持住以前的比例，反而越來越縮小了。”

端著威士忌酒杯的蕭克林點了點頭，的確過去的二十年間，正像許永成說的那樣，中國的海外市場並沒有因為中國的生產力擴張加大，反而縮小了，甚至於在共和29年時，達到了近逆差的局面，這可是自共和6年後，從未發生的事情。

“十年前，總理再次復出時，他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副主席就曾獻策說：如果我們要想避免未來十年經濟崩潰，中國就必須在未來的十年內，在國內外另外找到6000億華元的市場。結果，總理找到了這個市場！但不是國外市場，而是國內市場……”

感覺有些口乾的許永成喝了一口酒，實際上這些問題一直以來都被國內主流選擇性的忽視。

“準確的來說是一種剪刀掠奪，我們的經濟復甦所依靠是農產品的高物價，藉助農業剪刀收割的城市財富，從而實現農業繁榮，以農業繁榮帶動工業恢復，農產品價格連續猛漲，尤其食品價格上漲尤其兇猛。物價暴漲至少吞食了城市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造成現在實際工資的急劇下降。甚至我們的勞工部長也不得不承認：“物價的增長比工資快得多，給實際工資帶來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經濟危機前的共和19年，國民收入中工人工資和薪金所佔的份額為63。2％，而在去年這個份額下降至51。8％。我們的經濟恢復不過只是一個假相，一個被政府刻意掩飾、民眾忽視的假相。”

許永成在說到這個假相時，在心下卻由不得佩服起一個人來，現在的國務總理，他讓人們相信，這種物價上漲是合理的，甚至是愛國的！他的上一次任期是用鉅額國債和貨幣貶值堆積了他的經濟奇蹟。而這一次除了舊的方法外，他還增加了一個新玩意，農產品剪刀，透過提高農產品價格，人為創造出農民收入增長的假相，進而刺激農村商品消費，儘管事實證明是成功的，但是這種隱晦的掠奪卻損害了2億餘城市居民的利益。

借用反對黨的話說，自共和12年後，中國城市家庭的生活狀況愈益惡化。根據國內一個私人研究機構海的家庭預算調查，共和30年9月一個四口之家的最低生活費用，一年需要2961華元。可是同期中國製造業工人的平均年工資卻只有1972華元，即使要勉強維持預算調查所定的最低生活水平，也還差995華元。家庭收入的調查說明，共和30年至少有58％的中國家庭在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