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阿拉斯加的油田了；二是燃料效率法得以透過，要求到1985年新車平均每加侖行駛27�5英里。卡特總統1977年一就職，即把能源問題作為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並把自己的政策稱為“戰爭的道德對應物”。有些人打趣說，這幾個詞的首字母縮拼在一起意為“喵”，而這場爭論有時也確實聽起來像貓叫。除了對汽車燃效的要求外，在能源保護方面沒作什麼強調，石油實際上仍在實行價格控制。為了迎合公眾，人為地將價格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卡特把設法使國內石油上升到世界市場價格作為優先考慮的問題，不料卻發現公眾並不認為有危機存在。最終他在這個問題上雖然佔了上風，卻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價。卡特的其它建議包括：對燃效確實不高的汽車徵收“油老虎”稅，對每加侖汽油行駛英里數高的汽車實行退還部分稅款，增加汽油稅，實行旨在促使轉為燒煤發電廠的一系列稅收優惠和規定，一項使能執行的核發電廠數目翻一番的計劃，對太陽能裝置和絕緣材料的投資實行課稅扣除，將裝置標準從自願性改為強制性的，對新建樓房實行強制性效能標準，大幅度增加研究與開發資金和對再生性資源能源開發的優惠，消除公共系統網路中使用工業用電的障礙，建立可維持90天石油供應的戰略石油儲備，還有那個讓人不忍放手的老計劃，即最終從落基山脈的頁岩裡一天生產250萬桶油的那個200億美元的合成燃料計劃。

有趣的是，公共交通或鐵路隻字未被提及。即便提到了，也是在劫難逃。最後的結果是，國會刪掉了汽油稅和給高英里數車退還部分稅款這兩項。1978年三英里島上核事故的發生，基本上堵死了發展核電力的可能。由於在環境方面有極其嚴格的新要求，在美國境內建核電廠成本高昂得無法承受，更不用說容易惹官司的事了。儘管如此，卡特的計劃對高效能和從石油改用其它能源增加了大量優惠，而且確有成效。我和其他數百萬美國人一樣，利用課稅扣除這項政策，將家裡的絕緣材料增加了一倍，還裝了一個太陽能熱水器，我所在的紙業公司也採取了增加效能的重要措施。汽車的每加侖汽油行駛英里數1985年翻了一倍，每美元國民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費從18400英制熱單位降到了13400英制熱單位（日本從5000下降到了3946）。與此同時，隨著阿拉斯加石油的開始輸送，供應量也高了。高油價及其它優惠措施促使美國發現了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

不過，里根政府的上臺使美國的政策發生了轉變，變得更加符合這個國家潛存的平民主義道德觀念了。當時我擔任商業部長的顧問。我還記得合成燃料計劃等被放棄掉時的那份瘋狂。在競選期間，這份計劃曾受到公眾的嘲笑，被稱為政府的大包袱。（加拿大這個石油出口國則堅持不懈地實行自己的計劃，今天它出產的油中20％是合成油）。聯邦政府對能源保護的資助削減了70％，能源研發被砍掉64％，對新車實行高節能標準的建議被刪除了。強調的重點全都是供給方的經濟學政策：用課稅扣除和管制鼓勵鑽油，增加產量。供應量確有增加，不過主要是因為阿拉斯加輸油管的關係，再就是沙特實行的將價格維持在低到非傳統能源不再有吸引力程度的政策，另外還有北海、馬來西亞、奈及利亞、墨西哥及其它地區產油量大增之故。

油價的下降，領導人對政府需要有工業政策的嘲笑，使得消費趨勢開始發生逆轉。隨著老車逐漸被新車代替，以及新的建築標準和新的工業流程不斷在經濟中發揮作用，生產國民生產總值中的1美元所需能源繼續下降，但下降速度在變慢，即便是在美國的能效處於遠低於其它工業國家的水平之時。人均能源用量從1973年的3�66億英制熱單位，降到了1983年的3�14億英制熱單位，但1997年又回升到了3�52億——比日本和歐洲的比率高一倍還多，這兩個國家分別為1�65億和1�70億英制熱單位。新車、輕型卡車和休閒越野車的每加侖汽油行駛英里數1988年達到最高峰，為25�9，然後又跌落下來了，因為1加侖汽油的實際零售價1972年為1�08美元，1981年升到2�05美元，1997年又落回到1�15美元。經過1977至1987這段時間的下降後，石油進口重新開始穩步上升，1997年超過了1977年的水平。新車的平均馬力在1982年後穩步上升。再生效能源的用量從1984年美國能源總消耗量的近10％，下降到了1997年的7�6％，而電的實際零售價，在1973年到1982年期間上升了53％之後，又於1997年回落到了接近1973年的水平。不管是